民国元年已有所谓社会党，在中国出现。这是江亢虎(汪精卫之南京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在上海所发起的，同时他亦就自居于党魁地位。那时北京且有其支部之成立，主持人为陈翼龙(后为袁世凯所杀)。江亦光绪庚子后北京社会上倡导维新运动之一人，与我家夙有来往，我深知其为人底细。他此种举动，完全出于投机心理。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附和他，我则不睬。所有他们发表的言论，我都屏斥，不愿入目。我之倾向社会主义，不独与他们无关，而且因为憎恶他们，倒使我对社会主义隔膜了。

论当时风气，政治改造是一般人意识中所有；经济改造则一般人意识中所无。仅仅“社会主义”这名词，偶然可以看到而已(共产主义一词似尚未见)，少有人热心研究它。元年(1912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民生主义之被删除，正为一很好例证。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明明是一很大变动，旧日同志所不喜；而总理孙先生之不愿意，更无待言。然而毕竟改了。而且八月廿五日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之剧场举行)，我亦参加。我亲见孙总理和黄克强先生都出席，为极长极长之讲演，则终于承认此一修改，又无疑问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即在定议之后，尤复有人蓄意破坏。成立大会，似分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会。沪会即因此斗争而散；北京方面以孙黄二公亲临，幸得终局。当时争点，一即删去民生主义，而于别一条文中列有民生政策；又一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不收女党员。当场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起而质问，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人鼓噪。唯赖总理临场讲演，以靖秩序。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总理话已讲完。左右频请续讲，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汗流满面。勉强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近天黑。自早晨八时开会，至此盖已一整天矣。在当时主持改组者，盖以为宪政之局已定，只求善于运用，远如欧美之产业发达，近如日本之经济建设，皆不难循序而进。此时只须实行社会政策，足防社会问题于未来，无唱社会主义之必要。而运用宪政则在政党。故改组即在泯除暴力革命秘密结社之本色，而化为宪政国家之普通政党，俾与一般社会相接近，以广结同志，多得选民也。——著者。这固然见出总理之虚怀，容纳众人意见；而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之不为当时所理会，亦完全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