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转入我幼年所受教育的情况。我说，我没有诵读过经书——此盖出于先父意旨——如《论语》、《孟子》等四书不过后来靠自己阅看罢了。他如《诗经》、《书经》、《易经》未尝不喜看，但生僻字句至今很多，不识不懂。主席插言：“经书我倒念过不少呢!”又自言八岁就读私塾三年，至十岁后，极嗜看书。家中书少，而外祖父家有藏书，例如《史记》、《汉书》等皆从外祖家索借阅读之云。

我谈到十六七岁时，辄厌弃世法，想出家为僧，今垂老而此志不忘。忆当时觅读佛典，无人指引，暗中摸索，久而得通。二十四岁实无在大学任教的学力，却竟被蔡校长拉进北京大学任印度哲学讲席。对于儒家初无兴味，后乃悟其价值不可菲薄。主席说，对于儒家佛家从来漠然非所好。特于佛家学理不通晓。然而在湖南，佛寺却多且大。曾游宁乡沩山一大寺庙，属禅宗沩仰宗，寺僧约近千人，幸绝大多数下地种田。今不悉如何。日昨陈铭枢来信，为某些地方党员干部勒令僧尼还俗，毁改寺庙，诉冤诉苦。此非我党政策。宗教信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然而列宁说过共产党不强加摧抑。中央当晓喻党员云。

主席随后谈及北京大学教授周炳琳和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两人一些情况。据闻周之子在壁间悬挂主席像片，而周辄为撤除，人或非之。主席说此可不必；应许人有自由意志。若以尊重领袖强加于人，流于形式，有害无益。关于潘光旦的事情，现在记忆不清楚，从略。(附注：周原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河北省教育厅长。)

临末我因受张东荪之托，提到张东荪犯罪问题。张的为人聪明特出，久在学术思想界享有高名，与我相熟数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1949年建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员之一。殊不料他亲美、惧美(注：这时他是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教授)，竟受一特殊间谍的诱惑，甘心为美国务院作情报，窃以政府会议文件密授之。此特务被捕，供出其事。张内心慌乱，如醉如狂，寝食俱废，我既恨之，又悯之，虽无意为之求情，亦愿探悉主席将如何处理。不意主席于此事竟不见恼怒，回答我说：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想来他会要向我作检讨的，且看他检讨的如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