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9年，我参加北京天友小组着装聚会的时候，我的学者身份已经为所有参与者知晓，而且参与聚会的人都是回复过我的裸体主义调查问卷的。虽然我自己在刚开始参与活动时还没有研究与写作的成熟想法，但对于我将要做一项关于裸体主义实践的研究，所有参加者似乎都认为是在情理之中的必然的事情了。在第一次聚会时，我便特意提到，会写一本关于裸体主义的书，会“把大家都写进历史”，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还都期望看到我的书。

至于对在台湾的裸体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就更不存在这个伦理问题了。一方面我原本就是作为大陆裸体主义的研究者被邀请参加的，另一方面我也争得他们的同意将相关事件写进书中。我在台湾便写完了参与台湾裸体主义实践的笔记，发给所有涉及到的当事人审阅，包括就书中提到他们的名字征询意见。此书中所有涉及到他们的文字，都是经过当事人修订的。

因此，在我后期对裸体主义实践的田野调查中，研究伦理的第二个考虑，自然地解决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写作过程中，曾请多位当事人阅读访问笔记、部分或全部初稿。Jack、阮仁珠、新一、张隆基等均阅读了台湾部分的全部访问笔记，Ｒ姐和张隆基先生阅读了全书初稿，另外几位裸体主义者阅读了部分初稿。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分尊重田野研究中“当地人”的看法，以他们的视角检讨全书，也是为了弥补作者的不足，尽可能完善书稿。所有的阅读者均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包括对某一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意见与观点几乎全部体现在最后的书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