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琦善的意见也很关键,禁烟以来,他在天津查获1.3万斤鸦片,收缴数量仅次于鸦片贸易滥觞之地广东。他反对重刑治烟民,担忧引起社会不稳定。“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借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
琦善认为封关可以制夷,就是建立在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大黄的认识上。
他们都把问题再次引向海关,都希望从海禁入手,解决银子外流问题。经额布说,比起躲在密室里吸食鸦片的人,海关不是更容易稽查吗?
湖广总督林则徐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赞同出台峻法治理鸦片,并指出禁烟之难,不在于革除烟瘾,而在于改变吸食者的思想。“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60268,292295,270277.针对黄爵滋所谓的一年戒除期限,难免有人持观望态度,会不会一年后又不戒了呢?
为了利用好这一年期限,林则徐提出了六项主张。
一是收缴烟具,断绝烟瘾之根。烟枪、烟斗是抽鸦片必备的道具,责成总督、巡抚酌定期限和数额,分州县收缴,当做政绩考核。户口多的地方,若是收缴的烟具寥寥无几,州县官将被撤职弹劾,要是收缴得多,就奖励。
二是广发告示,劝令吸食者改过自新。把一年按四季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三个月。第一阶段自首者免罪,但再犯要加罪。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林则徐显然把吸食鸦片者当做入了西方教会的教徒,戒鸦片等同脱离教会。在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内自首的人,虽不能免罪,但可以减罪。
晚清高档鸦片馆三是烟馆经营者在三个月期限内自首可免罪,超过期限的要处以死罪。制造烟具者则只有一个月自首的期限,超过也是死罪。
四是对官员失察的惩罚。主要为革职、降职和调任三种。这项却是为官员留下了后路,因为查办不力者大有人在,包括林则徐自己。
五是地保、牌头、甲长在各自的地头上要勇于举报揭发,不然就是包庇,应与正犯同罪,没收其房屋。
六是审断方法,主要靠“熬”。找一个公共场所,把疑犯全部集中,像科考一样点名验身,封门后,时间一到,有烟瘾的人自然无所遁形。此外,林则徐还提供了一份长达5 000多字的戒烟方子。
林则徐治下的湖广,是他禁烟政策的排练之地。当时在广东的邓廷桢却不以为然,他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楠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梁廷楠.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
关于鸦片与白银的关系,林则徐另有奏折。他认为,吸食鸦片的人,每天大约需要消费一两银子,假如每百名国人中有一个人吸食,那么四万万人一年外流的白银就不少于一万万两。黄爵滋说每年外流白银千万两,他还算少了。林则徐担忧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把银子送给外洋,就是送给潜在的敌人,壮大他们的力量。黄爵滋举例爪哇国丧于荷兰,犹言在耳。
弛禁派被打压下去后,严禁派在选择内禁还是海禁的问题上依旧有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又有许多相似之处。黄爵滋、林则徐等人都主张内禁,而其余大部分总督、巡抚,如申启春等人,都主张海禁。海禁派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如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言,“天下鸦片都来自广东”,也就是众议一致认为鸦片要从源头开始杜绝。
双禁政策开始实施前,前所未有的禁烟力度让朝廷感到压力,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严禁鸦片后白银流失到底能不能控制住?何人能主持这种严厉的禁烟大局?但道光帝通过一奖、一削和一贬来表达自己对禁烟的决心,山东查获鸦片的官员得以升迁,庄亲王、辅国公因抽鸦片而被削爵,马克思赞赏的许乃济则从四品贬为六品,彻底变成闲人。
抽鸦片的贵妇人(版画)林则徐在1839年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被视为双禁政策的开始。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缉拿鸦片走私者,收缴鸦片。
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只是一个开始。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还是采用了许乃济的主张,在内地广植鸦片,真的做到了用“土烟”驱逐“洋烟”,也通过鸦片增加了国库。事实上,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鸦片也是各路军阀军费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