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印度阿萨姆与中国云南，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马克思云南风情画，1867年，德拉波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更进一步指出，知识不仅仅是力量，还会带来霸权。萨义德应用了福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目光聚集在近东，演示了学术和语言是如何转化成世俗权力的，确切地说，是西方如何用话语霸占了东方。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为这句话直接作注解的，便是1910年6月13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的演讲，正是这篇鼓吹占领埃及的演讲稿，让萨义德感受到了知识与力量的关系。当为英国占领埃及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时，在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力主要不是与军事或经济力量相连，而是与“我们”对埃及的知识相连。对贝尔福而言，拥有一个关于文明的知识意味着了解这一文明从起源到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意味着有能力了解这一过程。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意味着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而作为认识对象的东西自身是脆弱的，经不起细察的。这一对象乃一“事实”，尽管它自身也像其他文明一样通常都经历着发展、演变或转化，但从根本上，甚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是稳定不变的，对这样一个对象拥有这样一种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其施加权威。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对贝尔福来说，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贝尔福根本就不否认英国优于埃及，他之所以要求人们不要谈论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因为知识这一压力使得孰优孰劣之类的问题似乎微不足道。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940.不仅埃及如此，即便是中国、印度，对英国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

萨义德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法庭)，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教学大纲)，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东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东方文明一直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制性扭曲和改造，西方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都视为认识的对象、表现和描述的客体。他们认为这些非西方的客体没有能力表现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故需要西方的文化再现其文化。也就是说，东方文化要确立文化自我，要先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确立。

把东方文化纳入到西方文化帝国的版块中，西方总在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没有东方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西方文化在再现东方文化中获得了自我，就像拳王泰森需要站在一个婴儿面前才能够表现很强大的力量一样。

那么，站在西方的角度，“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然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这些人将古代东方被遗忘的语言、历史、民族和文化重新发掘出来，用作——在现代东方人的视野之外——判断和统治现代东方的工具”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9.。

英国对印度的入侵和霸占就是如此，先是军事，接着是文化与研究，之后就只剩下行政与贸易。

从印度发现本土茶说起。

19世纪初期，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锋，因为茶叶而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从印度输出鸦片来扭转形势。19世纪30年代，中国“以茶制夷”的许多想法触动了英国人，英国人害怕在茶叶问题上受制于中国，同时中国的禁烟运动又让他们心有余悸。万一中国学习日本，也来个全盘闭关锁国，那么，英国人获取茶叶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茶叶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在印度开辟茶园被英国人普遍理解为一种爱国行动，就像他们倡导饮茶是对王室效忠一样。瑞美O，科塞C.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M］.8版.夏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也因为如此，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号召民众不喝茶以抵制英国。但是英国本土无法种植茶树，他们只能把茶树移植到其他殖民地。

1792年，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他特意带去了几位科学家，回国时又从江西带走了一些茶树，后来他把茶树送给了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叶，它的价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过。马嘎尔尼回答说，如果茶能长在我们的领土上，那我们就不必仰给中国。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对当时的世界而言，茶叶就是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