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相同级别的同事讨论过联俄政策，邓演达十分支持。1922年夏，孙大元帅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我赞成在国民革命中联合苏俄，但我认为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错误的决策。共产党员跨着两个党，虽然他们应该遵守国民党党章、执行国民党的政策，但他们受制于共产党的党纪。如果共产党命令他们去破坏国民党的政策，他们倘若拒绝遵命，就是违反了共产党的党纪。你可以说我是像清教徒似的拥有洁癖，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只能拥有一种信仰，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能再信仰共产主义。让人们同时成为两个党的党员，这种做法是谬误的。孙中山应该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者退出共产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环境是很困难的。

在表面上，大家都赞成容共政策，可我内心抱怀疑态度。不过我不敢说出来或公开表达我的疑虑，因为我的地位并不高。第一师其他军官中，李济深与邓演达支持容共政策，陈济棠和其他军官都反对。我感觉，梁鸿楷不赞同容共，这也许是他以后未被逮捕的原因。然而，在第一师军官中，没人敢公开反对容共，许崇智的一些部属持反对态度，但也不敢吭声。在这一时期，我不认识个别的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我们无法知晓谁是中共党员。

国民党改组时，实施扶助工农政策。我认为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45亿人口中八成半以上是农民；虽然当时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他们对未来中国的工业化来说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此一扶助工农政策对实现三民主义至关重要。

自加入国民党后，我相信国民党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我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信仰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显著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各尽所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则是建立在“各取所需”理论上的。例如，一名工头是依据工程师的计划监督工人操作的，倘若工作失误，工程师会受到责备。培养一个工程师需要好多年，他是劳心者，而工头则是劳力者。工程师会收取较高报酬，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却是“各取所需”或曰“按需分配”，这是荒谬的。

我感觉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更熟谙工农运动，我并非嫉妒他们。在采纳“联俄、容共、扶助工农”这三大政策时，孙中山相信共产党并未隐藏邪恶的意图。我本人的观点很简单，虽然我认为一人跨两党是谬误的、这使共产党员首先效忠于共产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他们敢于颠覆国民党。

国民党人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向上攀爬。我同情共产党，相信他们所做的工作会刺激与鼓舞国民党。对中共党员，我印象甚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伤害我们国民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