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发生，我对帝国主义者的残暴行径极为愤慨！我为同胞被杀之事激怒，但我没有向政府建言采取何种对策。我认为我们应该打击英国在华势力。军人会应召拿起武器，他们绝不会考虑“匹夫之怒”造成的后果。

广州市政府号召香港工人罢工回到广州，但没考虑到我们能不能供养他们，也不考虑到港英政府将如何对付我们。我们只希望看到，中国工人离开后，那些英国恶魔凡事都要自己动手操劳了。当时不仅仅劳工离开香港，普通居民也大批地离开，那些日子的激情很难以言状。事情发生后，我们就要着手解决回穗工人的吃饭问题。

我感到发动罢工反抗英帝国主义者是正确的，它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次要的。我们也反对买办阶级，反对买办实际上就是反对英帝。罢工对帝国主义是沉重打击，当时的我爱国热忱高涨。

我并不认为国民党领导省港大罢工是受了共产国际反英政策的影响，我认为国民党中央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那时我认识的共产党员有苏兆征和彭湃，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我也见过周恩来，但对他不太了解。

1925年7月1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当时我是拥护的。到那时为止，我们只有军政府，我们是遵循三民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1925年7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仍由汪精卫领导，我对此事并不清楚。军人被教诲要服从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服从文官指挥。无论文官与否对我都不具影响力，我愿意接受具有政治智慧又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领导。蒋先生就是那样的军人，所以我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我抉择的标准并非限定于文人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