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总部命令我师在挺进粤西南前先到江门集中。我们向雷州半岛开拔。国民革命军也雇用挑夫，但像以前一样，服役一天我就让他们回家，也有些挑夫愿意留下来帮忙。国民革命军仍然强征挑夫，但规模大大缩小。我则从来没有这样做。

1925年12月末，我们抵达雷州半岛。这地区多半是平静的，邓本殷逃到海南岛去了。我在湛江（广州湾）附近的遂溪设立了师部，派部队消灭了邓本殷残部和雷城、徐闻以及雷州半岛各地的土匪。

1926年1月初，奉派来我师的苏联顾问保罗报到了。我同他交谈过，他讲英语，随身带着翻译。

我常常去湛江，在那儿我见到陈学谈——当地类似杜月笙的江湖老大，人人叫他“大老爷”。那些日子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陈济棠的十一师与我的十二师奉命进攻海南，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渡海船舶，只能先渡一个师，第四军军部命令陈济棠先渡。由于我师刚刚成立，理应陈济棠先行，但他不肯。我们在第四军军部开会，军长李济深要我先渡。我提出条件：谁先登陆海口就颁三千大洋奖金，李济深同意了。现在回想起来，接受任务时要先开出奖金条款，这当然很不合理。

情报工作方面，当我师接到进击海南的指令后，师部参谋处就在广州湾设立了情报机构，它派遣商人或农民去海南侦察敌情。有时是由我师情报人员训练他们。有时我们派遣参谋人员去收集情报，但次数很少，因为军人很容易被识破——军帽的帽檐会在军人的额头留下深刻的印痕，容易因此泄密，导致穿帮。我军抓到了可疑人员，都是用这一办法来识别是否奸细的。另一原因是我们只能派遣战斗地点的本地人，而参谋人员中难以寻找这类人士。

我们从不同来源获取情报。例如，海南岛西部儋县人王鸿饶同意归附我们，他向我们报告了守军驻地情况。情报费用是由一个特别基金支付的，师部参谋处处长向我报销所需经费，我便从经理处调款，然后向上级呈报核销。

拟订作战计划时，第四军军部决定进击海南岛的战略原则：十二师先发起攻击，军部指挥十一师跟进。按照这些原则，我决定如何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