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世锦赛我输给陶菲克，而且是惨败；2006年多哈亚运会，我还是输给了他，而且这两场都是决赛。我发现，陶菲克已经是我必须要过的一道坎了，没有人能够帮我。

“亚运会我又输了，奥运会我甚至还是第一轮出局，所以将来面对这样重大的比赛，我一样还是会紧张。”当我在全队总结上作出这样的反思时，有很多队友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觉得通过努力，是可以让自己排除干扰、化解这种紧张的。当然，我理解他们。但是有些时候，理论终归是理论，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又会不一样。我很真实地把我的体会告诉自己，告诉我的教练，包括我的队友，我说：“我还是会紧张，因为那是我从没染指过的冠军，我一定会紧张。”

亚运会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非常关心我，他也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我想看到你的总结，对2006年多哈亚运会那场决赛的总结。”

通过与蔡局的谈话，我也在自问：“如果在2008年的奥运赛场上或者将来的大赛中，我的每个主要对手都发挥得这么好，我怎么办？当比分开始落后，或是对手当天发挥得超好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了，不敢打了？又或者是，我的战术还有没有可以再提高的地方？”2006年，陶菲克给我留下了一长串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