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经济刺激计划赋予国有企业凌驾于私营企业之上的特权的批评是，国有企业兜里装满了来自国有商业银行的借贷资金，在金融危机期间吞并私营的行业竞争者，以便扩张它们的经济领地。2009年政府的确将一些小规模的私营煤矿国有化，在充分透明的情况下迫使私营的日照钢铁公司与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合并。可是这些是个案，并非有意扩大政府的经济地盘。2009年，山西省发起了一场运动，将小型私营煤矿国有化并交给大型国有运营商管理，以此实现煤炭行业内部联合。这场运动的动机是中央政府意图减少矿难的发生，这类事故频发，令人咋舌。中国的私营煤矿利润很高，部分原因是小规模私营煤矿矿主在安全措施上压缩成本的意愿强烈，因此这些煤矿在矿难和人员伤亡事故中所占比例过高。此前政府试图对为数众多的小型私营煤矿加强安全监管，但收效甚微。诺顿的分析表明，日照钢铁这个案例并不简单，但是与更广泛地提高国有钢铁企业地位的趋势无关。事实上，2008年粗钢产量占全国产量大约40%的私营钢铁公司在2009~2010年经历飞速发展，当时国家投资猛增，对钢铁产品的需求量随之大涨。

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业产品增产量的总数据还支持这一观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没有延伸到煤炭以外的领域。如果国有企业兼并私营企业的现象普遍，人们就会预见到国有企业产出比重的上升。但是2009~2010年的一个特点是，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实质性地延续了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少于2/5的工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1978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比重为81%；30年后，随着全球金融风暴开始肆虐，这个比重降至28%。与诺顿的“国有领域的收缩现在停止了”这一断言相反，收缩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势头不减。2009和2010年，全国工业产值分别增长11.0%和15.7%。图1–2分别列出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产出增长率。2009年国有企业产出增长率只有6.9%，2010年为13.7%。根据国有企业产出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表现，可以说由它们贡献的工业产出的比重在这两年继续下降，这延续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30年来显而易见的模式。

通过分析图1–2中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工业企业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2009年最差的经济增长率成绩为6.2%，交卷者是外资企业。不过此类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的比例过高，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由于中国的出口在这一年大幅下滑，这些企业的增长率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出现明显下降，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随着中国出口在2010年猛增30%以上，并且出口额打破此前2008年的纪录，外资企业的增长率也强烈反弹至14.5%，超过了国有企业。2009和2010年，私营企业的表现位列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首，增长率分别为18.7%和20%。不同混合所有制（包括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企业的成绩也超过国有企业，但超出值比私营企业小。

在出口领域，国有企业仍然辉煌难续，而私营企业风采依旧。在1995年，国有企业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不低于2/3。到2008年，它们的比重跌至18%，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继续下跌，2010年为14%。起初是外资企业填补了国有企业出口能力减弱而让出的大部分空间。但它们的比重在2005年达到高峰，从这一年到2010年年末，私营企业的出口比重增长了1倍，达到30%。2009~2010年，私营企业第一次成为中国出口增长最重要的来源。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的对比情况。危机爆发前两年，私营企业资产平均增值率为37%，是国有企业18%的平均增值率的2倍。经济刺激计划执行期间，私营企业资产增值率与国有企业的比值跌至1.5∶1。因此，对于我们讨论的4个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存在证据表明国有企业从刺激计划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私营企业。我们应该记住两条忠告：第一，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结果反映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刺激计划执行期间得到实质性增加，资金几乎全部来自国有企业，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私营企业加大投资的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害；第二，这项刺激计划并非绝对有利于国有企业扩张资产的能力，更确切地说，刺激计划只是一定程度上使私营企业的资产增值能力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