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经天津，过东海，再度来到了上海。代替友人去看望妓女吴云娥，又替云娥撰《相思曲》诗寄夏午诒。观戏几出，而后溯长江西上，至汉口。又自汉口北上，专程去南阳看望伯父。舟行汉水，杨度一边考察水道地势，“富贵非我好，一边自怜自叹。军国非我筹。悦此川路远，快我孤帆游。披云折海树，乘月憩江洲。

既解潜龙用，自玩芳草幽。……还乡靡今欢，去国增昔愁。”又作《渔父辞》，以期自道耳 ”

“微变渔父之意，。这时的杨度时而悲观失望，愿随渔父做隐士，不以尘浊污清高；时而斗志昂扬，坚信自己乃千秋王佐材。 管乐何云美。戎衣一袭天下平，“萧曹不足道，重使斯民见伊吕。 ……试掷腰间鹿庐剑，定作蛟龙跋浪游。 ”

在南阳镇总兵署内，借助于电报这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杨度得知了很多时事，并以他的经术为标准做出评价。如当时朝廷主张裁减军队，杨度以为，裁兵自是圣论所主张的，但那必须在民信之后。，“知其一，未知其二”。朝廷颁布改试“民未信而去兵”是策论的上谕，首场历代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二场时务策五道，三场试四书论、经论三首。这比八股好了很多，杨度极为认同。但他又认为“先史事、时务而后经术”的做法，是“知一而未知二”，因为经术远比史事、时务更加重要。

在南阳镇时，杨度还去天主教堂参观，见到了会说汉语的意大利籍主教安西满，并见识了诸多“奇技淫巧”。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以“礼失求诸野”相比喻，以为那不过是中国失传了的东西。当看到上谕“民间如有能制洋器与著书二十万言以上者予官”时，杨度极为不解，洋务有何可谈？至于要用二十万言？他断定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正值维新运动之际，道府著令专折奏事，布衣都可上书，比起几个月前自己撰成《大阅赋》尚且要找人代奏来，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可谓“朝政振作”。然而，杨度犹有疑虑。“未信而谏，不见能行，此时犹不鸣不飞之时也。 康长素不明白这个道理，，”“四上书”康有为无非是胆子大，敢言，敢说，所长在胆略，见解未必对。得知康有为被光绪皇帝派到上海去办报后，杨度又不由得替他抱屈。朝廷以康为能才，却又派他去主持报馆，美其名曰“委以重任”。办报算什么“重任”？此类话只能欺骗康有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