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就喜欢看报，那时候最爱看的是国内外大事和运动新闻，尤其是亚洲铁人杨传广与克难篮球队的消息。上初中不久，即常在《中央日报》上看到“本报驻欧洲特派员龚选舞”的通讯，此后一直记得这个笔画很多的名字。没想到，四分之一世纪后，我竟和龚老在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编辑部共事。在两年多（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时间里，常一起搭乘报社的车子下班。

和龚老同车时，我常问他过去跑新闻的经验以及他所接触过的民国政要与报坛人物，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破晓时分回到家赶紧在日记本上记下来。龚老的老同事徐佳士说他：“一下笔就停不了，有‘龚三千’的美誉。”龚老不仅会写，亦能说。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及其后无数次的电话、通信与聚会，龚老所亲自经历和采访过的近代史，从抗战胜利后南京审判战犯与汉奸到国共内战，从《中央日报》的李荆荪和陆铿到杨传广罗马奥运夜夜春宵，都通过他那摄影机式的超群记忆力还原现场。

龚老常说他“生逢乱世”，其实这正是他的运气。他历经抗战、内战、“国府”迁台并驰骋于台湾和欧美新闻战线，令我们这批生在太平之世而又欠缺时代冲击的晚辈既羡且妒。抗战胜利后，龚老即投身新闻界，他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为《新新闻》（第二九三期）撰写《一九七○年蒋经国纽约遇刺现场目击记》里说：“记得那是一九四六年夏，我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法科学生，原想做个公公正正的判案法官，谁知误冲误闯，却干上了平平实实的采访记者。同样的意想不到，由于当年的大闹记者荒，我这个初出校门、在编制上只是个‘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的小角色，一开始便派往庐山，采访‘老蒋总统’与美特使马歇尔元帅斟酌和谈的大新闻。更属意外的是，当我结束外勤记者生涯前夕，在纽约，我又碰上了‘小蒋总统’遇刺的惊险事件。”这个“额外临时试用助理记者”，日后成为享誉中国近代新闻史而又广受敬重的名记者。

龚老当年所发的通讯与报导，今天也许只能从图书馆的馆藏旧报或从显微胶卷以及网路上（如果有的话）寻找了。龚老于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开始在取代美洲中时的美洲《时报周刊》上撰写回忆文章，持续数年，直至周刊停刊。不久，龚老又在老友欧阳醇所主持的台北《新闻镜》上续写回忆录。可惜的是，龚老在做“自由撰稿人”的漫长时期，因缺乏发表园地，而那些年台湾社会又陷入剧烈的政治波涛中，对于回顾性的文章兴趣缺缺，导致龚老没有机会把他储存在记忆中的许多珍贵旧事，与世人共享。否则，龚老的回忆录当不只三本。直至年前兴起一阵回顾一九四九和庆祝民国百年的热潮，海内外才开始产生历史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