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高院审理这天，在庭上庭下为周某变节是否“想当部长”争辩过后，即进入主题，检方与庭上根据周某通敌叛国、共同组织伪府、协助日寇、剥削人民，以及承认伪满洲国、割裂国土等犯罪事实，一一严加讯问。对此周某早有成竹在胸，竟出人意料地在法律条文上大玩文字游戏，把庭上指控他的罪名，颠三倒四加以曲解。他一开始便“理直气壮”指出，给他戴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状是不公平的，而在事实上，“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因为民国二十八年底我随汪先生离渝之时，唯一国际通道的滇缅公路被英国封锁了，我们的与国英美两国，仍然对日本一味抚绥，抗战情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和，以挽救危亡。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我发觉日本并无诚意，我更通谋了本国，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我与中枢数年之中，既已取得直接联系，我的一切工作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假如不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在中美联合反攻时，或许我能有更多的表现。”

周某这套玩弄文字的狡辩，不仅让我们这批记者听来不禁有些惊异，即使庭上法官也为之颇觉意外。紧接着，不甘示弱的审判长随即从另一方向，逼问下去：“陶希圣当初跟你们一道搞所谓的和平运动，一见日本条件过 苛，立即悔悟归来。可是，你却依然跟随汪逆精卫与日方签约卖国。陶希圣在历来发表的文章中，便屡次对你们的卖国行径，加以指责。”接下去，只听周某先哼了一声，然后幽幽地说：”陶希圣如何与我们合作，又怎样与我们分手，彼此都非常清楚，审判长要明了此中内情，不妨传这位陶希圣先生来对质。”

此时，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且不时为当局撰拟文稿的这位陶先生适在日前请假赴沪料理私事，犹未返京，本来，审判长当日不过提了一下这段往事，以图驳正周的诡辩，其实并无票传陶氏作证之意。至于周某虽在答话之际脱口而出，要与陶氏当面对质，但是，鉴于陶氏当时置身枢要，得罪不起，因此也就没有坚持票传人证之事，等到陶氏假期自沪返京，周案早已审结待判，也就不需麻烦他上庭作证了。犹忆当日总主笔请假赴沪之事，《中央日报》社内只有上层知晓，而知晓者也都闭口不谈，免惹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