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着对女招待说：“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了酒。因为对这个女招待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抑郁寡欢，一言不发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喜欢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已经记不清了。我连和我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真是惭愧)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某条街上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冥思若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①[7]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忧郁的内心。我就像牙疼一样，一边用一只手拖着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围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