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工作后的第一个月是最痛苦的，因为环境改变了。

这儿不再是学校了，这儿是工作的地方，这儿是真正的“社会”了。

身份也变了，你不再是学校里的高年级“老人儿”了，在这儿你是最新的新人。

生活的节奏也改变了，不再是学生的生活了，而是真正开始工作了，正式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我被分到礼宾处，为期一年。听说新来的同事都要先到礼宾处工作一年，一方面是礼宾处需要有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因为礼宾处也要和外事司的各个处室打交道，所以这一年也是一个培训的过程。

其实对新人来说没有太多发言的机会，只能是指哪儿打哪儿。

顾名思义，礼宾处就是负责礼宾的地方，尤其是高级代表团（部长级），国外部级代表团访华时的接机、入住、用车、宴请、行程单的制作等具体事宜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

一年下来忙得不亦乐乎，但回头一看，好像又说不出来都忙了些什么。但这一年的确是一个开眼界长见识的一年，第一次去了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去了钓鱼台国宾馆，第一次去了中南海，第一次去了首都机场的贵宾厅，很多的第一次都在这一年里经历。

因为是在外事部门，按惯例在进行外事活动的时候都要着正装，即西服。那会儿刚毕业哪有西服，有一天听说复兴门附近有一商场正在打折，我和李侃赶紧快马杀到，花五百元巨资（一个月工资！）添置了人生第一套西服，每有外事活动就赶紧换上。在很长时间内我就此一身西服，也没有换的，好在当时我们做的是支持性工作，大部分时间都躲在众人后面，换没换西服也不会有人注意。

所谓外事工作就是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无论招待会、酒会或是正式会谈，中外客人都是举止优雅，穿着得体。只是正式活动结束后，他们大多乘坐豪车回宾馆或外交人员公寓，而我只能回到我那挨着厕所的六七平米的筒子楼宿舍。心里多少有些涟漪，有时候也互相开玩笑说都是干外事的，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明白，那些是他们的生活，不是我的，至少现在不属于我，不是我的就不再多想了，但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有属于我的美好生活。

虽说处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但在关键时候我还起过一点关键的作用，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是在接待一位获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按照原先的计划，我们到机场把客人接到贵宾厅，休息片刻，然后直奔城里参加一次高规格的会见。物理学家抵京的时候各方面都已做好准备，我们的车队也已就位，就等贵宾休息好了之后出发。

可就在这个时候，在谈话间，物理学家坚持说他当天晚上没有任何官方安排，他已经和朋友有约了。

全场都愣住了。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反正危机已经出现，而且物理学家没有改变计划的意思。

看大家还在愣神的时候，我悄悄走出接待室，决定先把这个消息通知还在办公室等待的其他同事，要真到该会见的时候不见人，事情就更被动了。

后来事情完满地解决了，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也没人跟我提起过，甚至都没人说起过我打的那个电话，但我知道我的那个电话很及时，争取了时间。

那个电话甚至可能都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但当危机出现的时候，是谁的工作范畴不是最重要的，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对演员来说这叫救场，对主持人来说这叫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