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些材料，是我祖爷爷回大陆后，在我祖奶奶去世之后，断断续续写的，我权且称它为回忆录。这是我祖爷爷临终时，偷偷交给我姑奶奶保存的。因为这次我要写家族历史，我姑奶奶就把我祖爷爷写的这些回忆的文章交给我，希望能派上用场。到台湾经过一番整编，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在台湾的部队一待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值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手脚不利索，不肯要我。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出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每天擦擦洗洗、扫扫院子，干一些清洁的活儿，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了。十几年来我杳无音信，我不知道老伴和孩子是否还在等我回去，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不知道儿子的死活，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

那时海峡两岸的关系仍然没有什么松动。尽管祖国大陆这边在1979 年便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骨肉团聚。可台湾当局仍是一副不妥协的姿态，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不仅要冒坐牢的危险，而且，走了就不可能再回去。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说什么我也要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回老家去。1987 年元旦刚过，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我筹齐了回家的路费。我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 年之久的祖国大陆。——摘自陈祝三回忆录（未出版）

我祖爷爷说的“坐牢的危险”并不夸张。台湾作家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用“白色恐怖”形容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廖信忠还提到这种政治高压对下一代的渗透：“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1979 年1 月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人民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炮击，希望实现通航通邮。1981 年，台湾《时报周刊》、台北《展望》杂志社就“中国统一”主题举办专题座谈会。1982 年6 月，由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任社长的台湾《自由中国之声》杂志发表专论，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分“三个阶段”进行。

后来，美籍华人陈香梅谈到了这段历史。她在2004 年8 月21 日答新华社记者问时，披露台湾老兵回乡探亲问题由邓小平率先提出。她说，20 世纪80 年代初，邓小平向她提议，可以先让在台湾的老兵回家探亲，说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于是，陈女士就去台湾，向台湾政府转达了这层意思。我祖爷爷回乡的第二年10 月，台湾当局就允许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有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见到我祖爷爷，都替我祖爷爷惋惜，说：祝三，你怎么不再等等，现在回大陆探亲，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