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零星介绍始于19世纪末。史料记载，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由吴贻谷翻译的英国人柯卡普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会主义史》）一书，该书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899年2月和4月，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在第121号和123号上发表了《大同学》。该文由李提摩太节译自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写的《社会演化》一书。文中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称他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讲求养民学者”，同时认为他的学说局限于“贫富之相争”这个范围极狭窄的问题，忘记了“世人历代之讲道德”的美德，无法像基督教那样从根本上“养民”。很显然，该文是站在批评的立场来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

在先进的中国人中，较早接触并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主要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1902年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颉德的新著《泰西文明之原理》，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此后，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杂答某报》等文章中，又多次介绍并评价了马克思的学说。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出版机构广智书局，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马克思及其学说相关的书籍。如赵必振等翻译、日本福井准造等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党》、《社会改良论》等。《近世社会主义》共有四篇，其中“德意志之社会主义”一篇主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人是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先行者。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如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朱执信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一系列文章，对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做出了突出贡献。在1905年《民报》第2期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他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他认为，在当时攻击资本主义大有人在的情形下，只有马克思能够抓住要害，言其毒害之所由来，明其毒害之何如去。他把《共产党宣言》看成是马克思的代表作，简要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观点，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这被认为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最早的节译本。参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60页。

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以外，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江亢虎、施仁荣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刘师培在日本创办了《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片断以及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创办了《新世纪》周刊，报道并评述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与其它思潮之间的斗争。在国内，江亢虎编辑出版了《天铎报》、《社会日报》，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施仁荣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1912年在上海《新世界》半月刊杂志上连载。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人们是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一种新知识、新思潮来介绍的，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新知识、新思潮来介绍的时候，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人们也没有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在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和偏见。他们有的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反对马克思倡导的阶级斗争，批评马克思的学说存在诸多“谬误”、“迷信”，是“架空理想”和“煽动下流”的理论；有的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名为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实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念；还有的虽然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较高评价，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深入探索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深刻内涵，只是把它当作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学说来加以介绍的，他们的侧重点，在于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这种状况，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月革命之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马克思主义，还有人在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过，他们并不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