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时代潮流。而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对华宣言，宣布把沙皇政府独自或伙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这又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潮流的发展。各阶层人民高度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和“真正平等自由博爱之洪钟”，俄国苏维埃政府是“实行正义人道的娇子。”中国的先进分子和觉悟的劳工大众，从宣言中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应当走的道路，衷心拥护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社团组织发展迅猛，遍及全国，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新刊物纷纷创立。据统计，在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新创立的刊物多达400多种。在北京，李大钊除继续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外，还主编《晨报》副刊并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7月，李大钊主编并出版《少年中国》杂志。1920年3月，他又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11月，瞿秋白也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杂志。在上海，《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19年6月相继创刊。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在湖南，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就组织了“新民学会”，1919年7月又创办了《湘江评论》。在天津，周恩来曾于五四运动前夕应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9月，他同郭隆真、邓颖超等人一起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并出版了《觉悟》杂志。差不多同一时期，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汉先后组织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出版了《互助》、《向上》、《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王烬美在济南组织了“励新学会”，出版了《励新》半月刊；方志敏在江西组织了“改造社”，出版了《新江西》月刊。除上述刊物外，在当时较有影响的新刊物还有四川的《星期日》、浙江的《教育潮》、广东的《新学生》、河南的《青年》、陕西的《秦钟》、山东的《新山东》、山西的《新共和》、甘肃的《新陇》等。这些新团体、新刊物为大力宣传新思想，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译文（著）与五四运动前相比，数量上有了巨大增长，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章只有几篇，而从五四运动到党的成立期间，该杂志刊登的同类文章就高达100多篇。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与此同时，一大批译文（著）也纷纷发表、出版。主要有：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考茨基著、渊泉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荷兰人郭泰著、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英国人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的一部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一批重要著作和文章也在这一时期被译成中文并发表、出版。这些著作和文章教育了许多人，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曾经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参见《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取得可喜成果。五四运动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表明了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支队伍还很年轻，其中许多人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镇游民，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使命观念，思想水平和觉悟急待提高。五四运动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动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陆续成立后，更是把深入工人实际，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启发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劳动者》、《工人周刊》等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正是在这种结合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途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