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理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飞跃性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中国化。

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外，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实践一次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恰当地规定斗争任务，仍坚持“革命高潮论”，主张城市暴动，攻占大中城市夺取革命胜利。惨痛的教训，使党逐步认识到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六大要求，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然而，六大的问题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929年初，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始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又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都建立并发展起来。根据地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复兴之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积累的丰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集中表现在毛泽东1929年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初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代表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中，不同意中央当时对革命形势与革命力量的悲观估计，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信中虽然尚未提出以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心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主张，而仍然主张以闽浙赣根据地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斗争。但是，这时毛泽东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义却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发展、扩大，将是促进革命高涨的重要条件。信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2—103页。这种将农村斗争、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的发展与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的思想，较之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内仍有不少同志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不赞成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发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那时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针对林彪等人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回信，并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部队干部，以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毛泽东在此文中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信中首先批评了林彪等人的悲观情绪，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还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是决定中国革命道路的国情，必须认清这个根本特点。正是这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其它特点，决定了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只有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才能促进革命发展。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就把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把小块红色政权作为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步骤来认识，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之后，毛泽东又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夺取全国政权的关系，把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系统地提出了革命“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这条道路，就是要把革命斗争的重心首先放在农村，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发展和聚集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并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逐步夺取全国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立足革命实践，科学总结军事斗争经验教训，从不同层面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阐述了半殖民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的结论，并确定了积极防御、战略退却、战略反攻、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农村包围城市的一整套军事战略战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正确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决定大力组织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敌后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抵制了王明要求党把工作重点放回城市以及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自觉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这些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展开，是对这条革命道路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