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组织结构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和适应性时，社群才能发挥作用

由于市民是自治的，社群就允许他们任意形成或解散团体。市民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不受既定或正式的结构所约束。他们的行动方向通过与其他市民的协作而自动产生。将一些微粒放在一起，再加一些水，这些微粒就会神奇地自我聚集为一体。微粒可以自行找到合适的位置，消耗最低的能量，存在于平衡的系统之中。这一现象是由科学的基础规则驱动的：吸引与排斥，以及大小和形状。

这类性质也适用于其他更大一些的有机体，例如变形虫。变形虫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最小的生命体。他们自由地改变着形状—扩大、分割、解散。他们随意改变形状的能力，是其存活的关键因素。这些吸引人的特征激发了京瓷（Kyocera）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Kazuo Inamori）的灵感，并在公司内部创建了很多名叫“变形虫”的小型盈利中心。

变形虫（amoeb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amoibe，意为改变。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一个实体中最微小最基础的层次，并用来形容其类似生命的、“应对环境不断复制和变化形状”的能力。

正如自然界中的变形虫一样，京瓷的“变形虫”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情况迅速作出调整。每个“变形虫”由3～50个员工组成，每位员工分别承担着策划、决策和行政管理的职能。在京瓷集团这个日本企业中，有大约800个这样的“生物”。

变形虫就是临时的工作组，执行特定任务、生产特定产品。随着任务和产品的变化，变形虫工作组也相应作出变化。变形虫工作组能够以天为单位实现改变，每一个工作组都承担着全部的盈利与损失的责任，但仍然依靠京瓷的总体战略和目标维系在一起。

这些小单位带来的市场灵活性，使得京瓷成为了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公司迅速从单一产品扩张到一系列工业陶瓷产品、太阳能发电系统、电信设备，以及电子元件等等。横跨遍及世界的189家分公司。不妨用“一系列相互连结的社群”来形容这家企业。

这些公司中的变形虫工作组是如何运作的？变形虫不仅仅是组织中一个个分支的末端团体。变形虫的经理和员工充满动力，仿佛一个小型独立公司的所有者一样。稻盛和夫这样说过：“在变形虫领导的指导下，每个变形虫工作组都自行制定计划。变形虫中的所有成员都将各自的智慧和努力集合起来，以实现目标。这样，每位员工都在工作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能自发自觉地参与到管理中来。这样一来，就实现了‘所有人的管理’”。变形虫系统在京瓷集团中能够起效，是因为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当个人将能力、才华、努力致力于其所归属的组织，而不是个人利益时，就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

变形虫彼此之间虽然是分离的，但其结构充满流动性，能够分割成为更小的单位，从京瓷的一个部分移动到另一个部分，甚至还能与其他的变形虫工作组相融合，形成更大的变形虫。这一流动性被认为是组成变形虫工作组的每位个人为了组织的崇高利益而努力的结构。几个小型变形虫工作组可以组合成为更大的变形虫，继而还能形成再大一些的变形虫。这样来看，京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形虫。

京瓷的变形虫工作组值得人们留意的正是其产出的结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任何事先设定的生产线或任务组织。一个变形虫之中的个人，甚至另外一个变形虫之中的个人，都可以结合为一体，为一个新机会而努力，从现有的变形虫中脱离开来，创建出新的变形虫。京瓷内部的生产线，从各个变形虫之间的互动开始，演化出了一种多米诺效应。每一个生产线，以及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变形虫，都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市民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就可以自由寻找最佳工作岗位，为组织作出最大贡献，与不同部门的员工协作，进行新点子的创意与执行。

由于高度自治和独立性，因此市民在组织上并不存在既定的结构或指示。而是随着市民不断汲取思想，根据工作不断创建并分拆团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的策略。这些团体并不需要实体的组织形式也可以实现协作。作为自主、自我驱动的个体，市民能够随时决定，如何以社团的长期目标为根本，最富成效地执行工作。

对于参议员与市民类型的组织来说，一个流动的结构对支持市民和组织的长期成功来说至关重要。议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结构的影响，不仅是对工作执行情况的影响，也是对市民需要与需求的影响。  

市民社群可以是物理实体，也可以是虚拟的

科技的兴起，使得所见略同的人们无须面对面即可形成协作。拥有强烈认同感的市民之间能够形成虚拟社区，超越地理的界限，在彼此之间形成联系。杰米·黑伍德（Jamie Heywood）身负一项使命。虽然这位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机械工程师一向充满抱负，但这次情况却不同，而且与他的家庭关系极为密切。医生说，一开始的症状很轻微，几乎察觉不倒。可能会感觉比平时更加笨拙一些。可能偶尔会跌倒，或不时掉东西。可能会觉得手臂与腿部有些虚弱，但也可能是因为工作劳累、睡眠不足或压力太大导致。

而对于杰米的弟弟，做木匠的史蒂芬来说，他第一次是在右手上感觉到症状的。史蒂芬身高6英尺3英寸，非常强壮，有着钢铁般的臂膀。29岁时，他正在加州亲手打造着自己的梦想家园，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也说不出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右手感觉有些虚弱。那时，他便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出了大问题。去了医院才知道了令人震惊的事实。1998年12月，史蒂芬被诊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或称葛雷克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从那天起，杰米的人生便被彻底改写了。弟弟的病给了他动力，最终创建起了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专门致力于为患有终生疾病的患者提供服务。公司叫做“像我一样的病人”（PatientsLikeMe）。

在寻找ALS药物治疗的艰苦过程中，史蒂芬·黑伍德的故事和杰米为此付出的努力将永远被人们铭记。自传体电影《生生不息》（So Much So Fast），及普利策奖得主、作家乔纳森·维纳（Jonathan Weiner）的著作《兄弟的监护人》（His Brother’s Keeper），都是对史蒂芬一生和他与恶疾顽强抗争的记录。杰米还创办了ALS TDI（ALS治疗开发学会），被称为是“全世界致力于ALS研究的最高端的实验室”。但是，在史蒂芬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光环之中，PatientsLikeMe则对全世界上百万病人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影响，给了他们希望和分享治疗信息的能力，以及远隔千里也能相互沟通的新方式。

如果你不幸是10万人中那一位深受顽疾困扰的人，那么就会发现，很难收集与疾病相关的信息，很难找到像你一样的人可以与他分享你的经历，了解治疗过程。并且人们希望知道“他们与其他人相比情况如何？我的病情发展迅速还是缓慢？我和其他病人相比，治疗与用药情况如何？我的用药剂量是比别人高还是低？”这样的信息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难获得，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工具，病人们就可以随时了解自己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

PatientsLikeMe为患有严重终生疾病的患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形成互动，而互动的同时，又能收集到重要的信息，帮助进一步加快新型有效治疗方法的开发。平台由杰米和他最小的弟弟本创立，他们的信念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病人的集体智慧比任何一个单一个人都要丰富，无论这个人作过多少研究调查。”

如果没有针对医疗信息的开放式分享，那么PatientsLikeMe也不会取得成功。在人们推出自己的简介，列出自身的症状、用药和治疗情况，以及其他相关细节之后，就能看到其他和他一样与相同疾病抗争的病人的情况。然而，PatientsLikeMe作出的最大贡献，还要算是通过建立起会员具体信息的数据库，来为医药行业提供支持，为医生提供来自全世界的信息，供他们收集和分析。事实上，行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及时收到来自患者的药物副作用信息，而不同于药物制造商的报告。而医药公司也可以在这个大型网络上招募患者，进行临床实验。黑伍德这样说：“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了全美5％的ALS患者。这对于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病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