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去干什么，啊？”他烦躁地对着帮助他的人们喊，“我该怎么干活，啊？我怎么去犁地，啊？我是认真的。我现在要做什么，啊？”

威尔士军士长试着安慰他，他告诉马尔他现在状况如何，说马尔现在就可以回家，但马尔什么都听不进去。“把它拿走！”他对他们喊，“把那该死的东西拿走，我不想看到它，该死的。那是我的手。”

那只手被连里两个卫生员中的一个拿走了，他在一棵树后面停下来吐了。这名卫生员原本是到连里来实习锻炼做这种工作的，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大家都认为它应该受到一种隐约的尊敬，后来，还是斯托姆把它埋了，埋在食堂帐篷后的一根大圆木下面。但是看不到手仍没能帮助马尔承受住他的不幸。他们对现在制造的神奇假手的描述，他不要听，也就安抚不了他。

“该死的，你们说得容易！”他叫道，“可我怎么干活？”

“你能走吗？”卫生员问。

“我当然能走，该死的。我能走。可我要怎么干活，啊？问题在这里。”

黑夜里他被送往营部的伤员收容站，三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越来越频繁的轰炸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比如说，法伊夫就发现自己是个懦夫。法伊夫曾一度认为他和旁人一样勇敢，或许更勇敢些。在两次空袭后，他惊讶而沮丧地意识到，他不仅不比他们勇敢，而且更懦弱。这是个可怕的发现，但他却无法逃避。当空袭过后，他欢笑和开玩笑时，很清楚他的笑声跟其他人相比显得牵强和虚假得多，譬如就不如多尔。显然他们不像他在坑里颤抖得那么厉害，也没有毫无尊严地趴在泥浆里畏缩不前。显然他们只是受惊，而他却被吓倒了，他会拿出他在世上拥有的任何东西——或者是他尚未拥有的东西，只要他能搞到的话——来作为不留在这儿保卫国家的代价。让国家见鬼去吧，让别人去保卫它。这才是法伊夫的真实感受。

法伊夫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这样做出反应，他为此而感到羞愧。这影响了他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看法——他自己、阳光、蓝天、树木、摩天大楼、女孩，没什么是美的。想在别的什么地方的愿望不断地刺激着他，使他的脊背隐隐地抽搐，即使在大白天也是如此。更糟的是就算知道这些剧烈的痛苦也并未给他带来一丁点的好处，并没改变什么，影响什么。承认自己是懦夫，多可怕啊。这意味着为了不让自己逃跑，他要比别人更费力。这样活着要更艰难，他也知道他最好咬紧牙关把这个秘密埋藏起来。

另一方面，一等兵多尔，法伊夫嫉妒的那个人，发现他自己有两个优点，两者都让他感到庆幸。一个是他不易受到伤害。多尔曾对此怀疑过，但直到无可怀疑地证实了这点时他才相信了他的直觉。有这么两次，其中一次是马尔失去手的那个夜晚，那时他就在不远处，听到炸弹开始落下时，他强迫自己从坑里站了起来。他背部的肌肉猛跳，像是马要将骑手摔下来，但是这中间也有那种睾丸受到刺激的愉悦。两次他都毫发无伤，虽然有一次马尔就在他身旁受伤。多尔觉得这就是证明。他觉得两次就足以证明他想要知道的，尤其是在另外一次空袭中，炸弹的落点比击伤马尔的那些炸弹还要近。后来，他两次都跳进坑里，安然无恙，或许因过于疲惫，他的膝盖以奇怪的方式不停颤抖，他没有超过两次，因为这实在是太费劲了。可他还是很高兴他证明了这点。

多尔还发现他能够让大家相信他并不害怕。这还要从他在与詹克斯下士打架中学到的东西说起。你连说带比画地将你虚构的故事讲出来大家都信了。这样他可以拿空袭来开玩笑，嘲笑它，假装他害怕，却不是真正的被吓倒，而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多尔很高兴知道这一点，高兴的程度几乎不亚于他证明自己不易受伤害一样。

第三种是威尔士军士长的那种反应。他也发现了一些东西。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之后，威尔士发现自己是个勇敢的人。他是这样推理的：任何人也许和他一样在这些空袭中被吓住了，但没有被打翻在地死去，或者站起来一走了之——那个人就是勇敢的人；那个人就是他。威尔士很高兴，因为他曾经思考过，当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美国的财富，奉献给世界的财富时，威尔士希望自己能藐视一切，咧嘴大笑。现在他感到他能够做到。

还有其他的反应。实际上，在呼啸的炸弹轰击下，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种反应。但不管有多少种，它们之中有一点是不变的：人人都希望每晚的空袭会结束。但它们没有。

在两周中有一晚让他们喘了口气。因为海上航行运输的缘故，团部在部队编成各个梯队之后成了一支独立的行动单位。它开设了一个军人服务社。三连得到这一消息完全是通过跟他们直属连队里的一名文书的交情。这名文书（中士，法伊夫是唯一的前方文书）来自波士顿，名叫德雷诺，是意大利裔男孩（当然大家都叫他德赖诺）。他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跟人事科驻扎在一起。这个新军人服务社的所有存货包括两样东西，巴贝莎剃须膏和天鹅牌剃须液。但这个消息就足以让大家都去购买了。七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天鹅牌都被抢购一空，尽管还有许多巴贝莎剃须膏留给需要它的人。问题就在于其他连的文书们对他们的连队就像德赖诺对三连那样忠心耿耿。不过三连的人都设法买到了天鹅牌剃须液。那晚人人喝了个痛快。

和斯托姆厨房里的罐装柚子汁混合，剃须液的味道一点都尝不出来。柚子汁似乎把它所有的香味都去掉了，这让饮料喝起来像鸡尾酒，大家都很喜欢。空袭中好多次都有人跌跌撞撞误入他人的散兵坑，还有人伤到了手腕和脚踝。更糟糕的是还有个醉汉在高音喇叭响起的时候错误地栽进了一个厕所。但至少有一晚，一个光荣而难忘的晚上，暂时摆脱到处乱飞的弹片。许多人在每次空袭的时候干脆躺下睡觉。不睡的人那晚也毫不在乎——不管是空袭还是别的什么——成群结队地到他们的掩壕去，嬉笑玩闹。

与此同时，白天的生活也依然照旧。“天鹅液”晚会之后两天，三连发生了从他们抵达后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便是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帐篷里，发现了秘藏的汤普森式冲锋枪，他们随后派出突袭队把它们偷来。这场胜利大部分要归功于查利·戴尔。斯托姆手下的这个好战的二等炊事兵不仅找到了这些枪，而且，如果说他没有真正组织这次突袭，也是他苦苦游说，是这次行动的导火索。

戴尔不喜欢在厨房里工作，从没喜欢过。很大的原因是戴尔不得不为他所认定的大独裁者斯托姆工作。戴尔能强使帮厨人员累死累活地干活，他因此而出名，还暗暗为此而骄傲；可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让他们干活。然而，斯托姆呢——斯托姆习惯了他的炊事班成员对他毫不迟疑的服从。这似乎暗示着他不仅不相信他们的能力，他甚至连他们的动机，他们的信仰都信不过。戴尔对之很气愤。而且长久以来，他觉得由于某些原因斯托姆并不喜欢他这个人。有两次斯托姆都绕过他，不让他晋升为一等炊事兵。而两次都该是戴尔得到那位子的。再说斯托姆连一个字儿都没跟他说过。对此戴尔也不会原谅他的。

和许多人一样，查利·戴尔在国家资源护卫队工作两年后进了部队，刚十八岁就参了军。他没在连队烧过饭，在别的地方也没干过，只是偶尔给自己煎几个鸡蛋而已。当了六个月的步枪手后他来到了斯托姆的厨房，因为在常规执勤中，与他的期望相反，他总被淹没在乱糟糟的穿卡其布的无名小卒中。如果他离开厨房，那他就会失去他的专业技术等级和权威，回到从前的样子，戴尔不想再被埋没了。他留在厨房，可他不必非得喜欢厨房。

因为不喜欢厨房，也因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炊事兵们不上班的时候即免于卸载的活计，戴尔下了班就喜欢独自去探险。在一个炎热寂静的下午，他走在令人发晕的、永远是盛夏的太阳下，游逛到了满是尘土的飞机场旁边，他在那里发现了这个藏满枪支的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