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进贤，字士良，河北盐山人，生于1907年。孙进贤出身行伍，早年服务于山东省警备旅，后来这支部队编入第57师，而57师经过抗战的前几年历练又转变为中央军嫡系主力，孙进贤也就由杂牌转成了嫡系。在编入57师的时候，对孙颇为欣赏的旅长施中诚保送他到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五期受训，这就使孙进贤与黄埔也挂上了号。

孙进贤在抗战初期经历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在他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几次打残且校尉级军官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孙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也由此做到了第170团上校团长，可以说这个团长位子是来之不易的。1943年11月，孙进贤跟着师长余程万担负起了坚守常德的重任。在这次会战中，日军集中3个师团4万余人的兵力对常德城发起连番猛攻，而孙进贤指挥所部顽强地坚守阵地，战况十分惨烈。打到12月2日，第170团只剩下20来人，孙进贤本人也挂了彩，但是他仍旧带着残部在顽强抵抗。这个时候，57师总共也就剩下240人了。于是余程万于3日凌晨1点下达了突围命令，留下了169团团长柴意新以及其他51名官兵牵制日军，以保障突围部队的成功。孙进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着师长离开了这座他曾经拼死保卫过的城市。

余程万的突围，并没有得到军委会或者是战区长官部的批准，所以在战后他被撤了差。而在常德死战过的孙进贤没有受到处罚，仍旧担任170团团长，并又先后经历了长衡会战和湘西会战。孙进贤跟着继任师长李琰在这两次会战中出生入死，他所在的57师和74军军部同时获得了荣誉旗。而同在74军编制内的51师和58师，当时都没有获得过这面旗帜。

1946年4月，第74军军长施中诚外调，遗缺由张灵甫接任。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孙进贤这个跟着施中诚出来的“旧臣”自然就受到了张灵甫这位新“天子”的排斥。孙进贤有自知之明，他知趣地主动申请外调，跑到山东省龙口市当上了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处长。五个月后，第8军军长李弥派遣周开成跑到龙口编组山东省警备第4旅，在部队编组时，孙进贤出力颇多，使警4旅很快地就充实了编制，其本人也和周开成成了朋友。于是在周的推荐下，孙进贤当上了警4旅（后改称独立旅）的副旅长，并由此成了李弥的部下。

两年后，与解放军在胶东周旋的孙进贤调升为新成立的新编第20旅少将旅长，不久部队又改编为第237师，孙进贤以少将师长的身份参加了徐蚌会战。不幸的是，原本打算在李弥集团中干出些成绩的孙进贤没有发挥的机会，他的237师就全师覆灭了。不过他经过化装，还是和李弥一样突出了重围。本来13兵团突出来的高级军官就不多，孙进贤的归来自然就受到了李弥的倚重，成了新组建的第170师师长。

孙进贤虽然继续干他的师长，但是他的不幸并没有终止。1949年12月，孙进贤跟着李弥败退到云南。由于在围攻昆明时，孙进贤的170师是打得最卖力的部队，于是在一个月后的部队扩编中，他被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提拔为第9军少将军长。或许有人会问，他都升军长了，怎么还叫不幸啊？其实不然，他更倒霉的日子来临了。

1950年1月14日，这一天是孙进贤正式上任的日子。这军长的位子还没坐热呢，原先由汤尧制订的反攻计划就改成了撤往缅甸的实际行动了。根据汤尧的决定，曹天戈的第8军和孙进贤的第9军分为左右两路，互相掩护地渡过元江，本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计划，但是孙进贤鼓励他的部队以“飞人”的速度抢渡元江。为了能早日摆脱解放军的追击，孙进贤一咬牙下令炸毁大桥，把上级汤尧以及傻傻地在掩护第9军撤退的第8军都给扔在了元江对岸，甚至还扔下一个奉命守备桥头堡的团。这个团的团长只得哭丧着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后续赶到的曹天戈，并且跟着第8军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炸毁大桥的孙进贤原以为能以牺牲第8军为代价拖住解放军的追击步伐，但没想到解放军的另一路早已绕过元江，并且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着孙进贤来钻。经过一阵激战，这位过江拆桥、只做了半个月第9军军长的孙进贤于2月7日被迫命令部队向解放军投诚。要说投诚将领的待遇和俘虏是不一样的，孙进贤要是太太平平过着余生，或许还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可是孙进贤的投诚是被迫为之，三天后他见解放军放松了对第9军的警惕，便鼓动部队发动叛乱。他想带着部队继续亡命异域，可他的部下却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于是这次被孙进贤寄予厚望的叛乱，不到一天就被平息了，他本人则被逮捕关押。经过公审，孙进贤于1951年2月在昆明被枪决。

孙进贤的死，似乎是对隔海而望的党国政府尽了忠。可是历史却对这位死人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或许远在台湾的“国防部”只知道孙进贤向解放军投诚一事，而不知道他此后的作为，于是在1950年6月15日，由总统府明令公布：“陆军步兵上校孙进贤叛国投匪，着免去官位，并褫夺前授各种勋章奖章。”九泉之下的孙进贤要是知道他那个为之尽忠的党国最后给了他这么一个“待遇”，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