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莉娅》的剪辑快结束时，弗莱德·齐纳曼发现，导演和剪辑师独自与影片相处几个月后，只能完成影片的90%，最后的10%需要“观众的参与”才能完成，他认为观众是他最后的合作者。弗莱德并非是要盲目地响应他们，但他觉得观众的在场是有益的，会是一种纠正力量，可以阻止某些过分迷恋所导致的对影片的腐蚀，并指出由于过分熟悉材料而形成的盲点。

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经验。除了《对话》和《布拉格之恋》以外，我剪辑的其他所有电影都经过了面对大批观众的试映。我们全都有试片会，但不是那种广泛开放的公开试映。弗朗西斯·科波拉热衷于在影片完成期的任何阶段进行试片，甚至不顾根本还没怎么完成。粗剪的试片是针对一个小组，大约十个他认识的人，再加两三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对影片完全一无所知，他会在放映完后询问他们的意见，一对一的，并且拿他们的意见跟那些他认识的人的意见比较。

与之相对照，在《朱莉娅》从技术层面上说已经全部剪完时弗莱德·齐纳曼才拿去给一群观众试映，底片都剪了，还有光学声带。他完全准备再修改，但他不相信一般观众能完全忽略掉明显的剪切口、色彩不匹配和未完成声带的负面效果。这点我同意。

即使是技术上完成了的成片，公众试映也是一件难以把握的事情。你可能从中学到大量的东西，但你得小心不要把他们的意见按字面意义照单全收，特别是对那些映后反馈意见表上的话，我对之极端怀疑。当影片面对600 个从没看过它的人们时，了解一下你自己感觉如何，才是所有这些意见中最有价值的。

从情感上讲，这种感觉像是一只巨手伸过来抓住你的头发把你拎到半空中，再把你朝一边转90 度放下。你会说：“天呐！看看那个！”仿佛直到这一刻你一直都在修建一座大厦而你始终是站在它的正前方欣赏它，现在你突然从旁边观看它，发现了你之前从没看到的东西。

你不应该盲目地遵从那些试片会后得到的意见，正如不应该盲目遵从任何意见，要想想，从这次试片和之前的内部放映反馈的差别之间能学到什么？根据这两个方向，能定位北极在哪边吗？试片会只是一种找到自己所在位置的方法。

有关《朱莉娅》的试片，有一个较好的处理方法，不幸的是，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它被采用过。我们当时让一个人坐在试片影院入口厅的一张桌子边，面前有个牌子上写着：“如果你过几天以后还愿意在电话上跟我们谈谈，请在此留下号码。”后来那些电话访问被记录下来，补充进了试片调查资料中。如果你要试片并且倾听人们的想法，就应当这样做，等影片在他们心中沉淀一两天。不要仅仅看那些人们在脑子发热的时候写下的话，你得到的只是“反应”，而且是一种扭曲了的反应，中间存在很多在医学上被称为“反射性疼痛症”之类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