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扑面，甬商一代

其实在“五口通商”之前，浙江商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就十分活跃。在滨海地区海洋文化、通商诸国外来文化和浙东学派等多元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宁波商帮，以其冒险精神，趋时求新，四处谋生，无远弗届。他们在各地主要经营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传统生意，有的还自造沙船和轮船等大型海船，从事埠际贩运贸易。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尽管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有相当势力，但毕竟未能突破旧式商帮的格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实业家脱颖而出，凭借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以及日趋充足的商业资本，向近代化作整体性的转型，开创了宁波商人傲立于商界群雄的崭新局面。

不仅是经历过洋行洋商熏陶的那些甬籍买办，就是许多在传统行业做得四平八稳甚至风生水起的宁波商人，也能迅速抓住机遇，调整姿态，大踏步向新兴商业和产业迈进，以求取得新的发展。

从沙船到轮船。沙船是中国古代一种大型航海木制帆船，特征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航运性能良好，有吃水浅、航行轻捷、能平搁在沙滩上的优点，故而十分有利于在沿海沙滩地带航行。大的沙船可载重3000石，相当于如今200吨到500吨的载货量。

上海是沙船的主要集中地，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这里的沙船业已颇具规模，“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在上海的沙船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宁波商人为主的号帮，商船会馆的许多事务，也要唯宁波人马首是瞻。如慈溪董氏开设了大生沙船号，镇海李氏开设了久大沙船号，都是上海沙船业中的巨头。宁波商帮沙船贩运业最繁盛的时期还是太平天国期间，因各省陆路交通受阻，北方河北、山东，南方福建、广东以至内地湖北、安徽、江西、四川各省的货物都在宁波集散。那时，宁波商人几乎独占沿海南北货物贸易，还集资购置配备武装的宝顺轮船护航，盛况空前。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欧美轮船开始在我国水域纵横驰骋，这些外轮以机器为动力，是依赖人力和风力的沙船所无法比拟的。沙船营业日趋清淡，大半停业。宁波帮商人慧眼独具，在沙船余势未竭之时，果断转向经营新式轮船航运业。早在1852年，宁波籍买办杨坊捷足先登，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其后，叶澄衷、虞洽卿、戴嗣源、郑良裕等一批宁波商人先后涉足近代轮船航运业，与外商一争高下，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1889年，叶澄衷参与创办鸿安轮船公司，为免遭官府禁令，只得托附于外商名下。1891年，戴嗣源创办了戴生昌轮船公司，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开办的民营内河轮船公司。1901年，郑良裕则创办老公茂航运局，以及宝华、平安等两家轮船局。这几家公司所置备的船只达到了数十艘，开辟的航道既包括长江、运河沿岸，还远达天津、香港和南洋群岛，与欧美及日商航运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进入20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宁波商人投资和经营轮船航运业，先后创办了大达、越东、顺昌、镇昌和同益等轮船公司，形成了一个以朱葆三为核心的轮船航运集团，航行于长江沿线和南北洋沿海各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虞洽卿等联合宁波、绍兴两地的商人，筹集了100万元资本，向马尾造船厂购进了多艘轮船，往来于宁波、绍兴、上海之间，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宁绍轮船公司的诞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英商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于是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很快就入不敷出，难以维持。

紧急关头，上海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在和外轮竞争中胜出。

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了三北轮船公司。不久，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抓住机会，迅速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码头时，受到宁绍两地旅汉同乡数千人的盛大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