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蹒跚的丹麦前面对丹麦的叙述不多。这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创新导向阶段，它的企业主要是集中在农业、食品、日用品、医疗保健等几个产业集群，并形成丹麦的竞争优势。不过，丹麦的经济发展功力还不及其他发达国家，人们的创业动机日趋模糊、产业竞争不够激烈，再加上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都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丹麦经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在提高生产要素质量的速度上，落后其他发达国家甚多。如表7-1所显示，丹麦的整体生产力增长过于微弱，制造业的表现尤其差。如果照目前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丹麦的经济将越来越依赖生产要素成本和外商公司的本地投资，后者又将成为丹麦经济发展的限制。

意大利的跳跃式发展战后的意大利，经济发展是由生产要素导向阶段直接迈入创新导向阶段，产业发展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意大利经济的崛起，主要源自两次世界大战对旧有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低廉劳动力所形成的竞争优势。然而更重要的是，战争并没有摧毁意大利国内市场高水准的需求品位、企业家精神，以及国内活跃的良性竞争。这些因素使得意大利不但能推进高水准产业环节的发展，还能挖掘产业集群的深度，形成零配件产业，同时也培养出健全的机械工业。供应商、客户和机器设备制造商之间的相互支持，促使意大利经济快速发展。另外，意大利从1969年起，工资已开始显著增加，里拉在1978年止跌回升，这些都有协助意大利产业提升竞争优势的效果。在这些条件的配合下，意大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成功，成功地走入创新导向阶段。

意大利不像韩国或日本，经济发展过程出现明显的投资导向阶段。它能在短短数十年间由生产要素导向阶段跃入创新导向阶段，背后的支撑力量包括几个世纪以来的产业历史、充沛的技术人力、重视科学文化、挑剔的国内市场需求、国力富足，以及相对于亚洲地区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等。意大利的成功产业大多不以规模取胜，因此避开了大额投资的门槛。这些长处加上高昂的创业动机、不利因素的压力，以及激烈的竞争，结果就是该国产业的快速增长。

意大利政府曾在20世纪70年代，对钢铁、汽车、化工、能源等产业部门进行大量投资，试图将意大利经济带入投资导向阶段。然而因为国内缺乏有效率的竞争对手、国内需求、基础设施、技术发展等其他关键要素的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努力还是以失败收场。即使政府本身也是问题重重，由于政权频频更迭、容易对政治压力妥协，政府也未能在产业政策上站稳脚跟。幸运的是，意大利政府在干预产业以外仍有很好的作为，成为支持性产业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