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声发矣，因其声而名之，则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则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诗又文之精者，以其取声之韵，合言之文而为之也，岂易也哉！近之于身，远之于物，大之为天地，变之为鬼神，与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载者，取而咏歌之，载赓之，不费辞说而极乎形容之妙，比兴之微。若是者，岂非风雅之遗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

吴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诗于金华，见之未尝不爱。及来京师，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谓《缶鸣集》者阅之，累日不倦。合古今体数百首，其事虽微，可以考得失，备史氏之所惩劝；其辞则余之所欲摹拟而莫之工者，铿锵振发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吴郡未入板籍，不幸为僭窃者据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于是时，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鬵釜间？季迪日与之处，曾不浼焉，顾乃率其俦类，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澨，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牍，鸣声咿咿。及其得意，又自以为天下之乐举不足以易其乐焉。此其所得为如何哉！

吾闻钟声铿而立号，石声磬而立辨，丝声哀而立廉，竹声滥而立会，鼙鼓之声灌而立动，若缶鸣之声，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遗音乎？不然，则天下将治，正始之音将作，而此其兆乎？何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于人，求知于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于余，而余知之者：商声之歌，不必出于己也，而曾子歌之；焱氏之颂，不必费辞也，而后世称之。则季迪之乐，亦余乐也。

嗟夫！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孰能为余发其吟风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于道也几几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长山病叟胡翰序。

缶鸣集序

高季迪诗十二卷，凡为乐府、五七言近古体九百三十七首。余为叙而评之曰：

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渠，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有君子之风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从可知已。然则季迪之诗集不可传也欤？

季迪中吴人。余尝论吴中之诗，唐有陆鲁望，宋有范至能。鲁望之诗，寄兴幽远，而其音响，则髒髒已迫于晚唐；至能之诗，措辞温缛，然其格调，特宋焉而已耳。在胜国时，余适吴，得陈子平诗，其为言率实而流丽，揆之陆、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后也。吴之诗在元惟子平，而知者盖鲜。今吾于是复得季迪之诗焉。季迪年方壮，志气伟然，其所自见，殆不止于诗。而其于诗则已能自成家，与唐、宋以来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后也。

嗟乎，诗之道微矣！世之有志于斯者，莫不鞠明究曛，疲心思于简牍间，而后为言，乃或有可传，其不可传者，固不可胜数，是不可不谓之难也。以诗之难能如此，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为并，岂非其才之过人也欤？序而传之，世必有因其诗而知其才者矣。

季迪名启，季迪字也。顷承诏与余同修《元史》，寻入内府教胄子，授翰林国史编修云。

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讲待制金华王祎序。

缶鸣集序

言之精者谓之文，诗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气为之橐籥，而鼓之以风霆，然后天之声出焉；众窍为之呼吸，而荡之以江河，然后地之声出焉；受形于两间而灵于物，厖然气至，浑然天成，发宣鸿郁，然后人之声出焉。凡人有声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于诗，包括品汇，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达于音响之妙，宫商间作，金石并鸣，由是而声之用极矣。世皆知以诗而观诗，或未知以文而观诗，因谓诗特文章之末技，庸讵知声成文谓之音，而诗之中文已具焉。韩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斯言也，其善论诗者已。然非天机悟入，识见超诣，亦何足以语此哉！

渤海高君季迪，疏爽隽迈，警敏绝人，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与余友二十年，余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尝不以其诗而得之也。始季迪之为诗，不务同流俗，直欲趋汉、魏以还及唐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见者传诵，名隐隐起诸公间。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涤，日新月异，荐绅诸老咸自以为不及。季迪之于诗诚精矣，然其意则自谓古风人之辞不如是也。三百篇之传，岂皆出于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遗之后来，尚奚以多为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笃，殆与人之耽悦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乐盖未能以此而易彼也。闻者以为然。当其一室燕坐，图书左右离列，拂拭尘埃几案间，冥默靓思，神与趣融，景与心会，鱼龙出没巨海中，殆难以测度。或花间月下，引觞独酌，酒酣气豪，放歌作楚调，已而吟思俊发，涌若源泉，捷如风雨，顷刻数百言，落笔弗能休。故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横纵百出，开合变化，而不拘拘乎一体之长。其体制雅醇，则冠冕委蛇，佩玉而长裾也；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至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也。季迪之于诗，可谓能尽其心焉尔。

季迪之诗甚多，有《吹台集》《缶鸣集》《凤台集》，凡为诗几二千首，皆当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访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诗示予，盖取旧所集诸诗益加删改，汇粹为一，总题曰《缶鸣集》。自古乐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诸体，得诗九百余篇，皆其精选。富矣哉！亦可谓不易矣。然是编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后有作，当别自为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属余序之，庸敢叙诸编端以俟。

季迪家姑苏，尝应召修《元史》，教西学弟子员，入翰林，为编修，擢户部侍郎，赐归乡里云。

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吴郡谢徽序。

高太史凫藻集序

文以理为主，而气以发之。理明矣，而气或不充，则意虽精，辞虽达，而萎鴗不振之病有所不免。苏文定公曰：“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善观文者，观其气之所养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文尚矣！自秦而下，文莫盛于汉、唐、宋。汉之贾、董、班、马、刘、扬，唐之李、杜、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之数公者，各以文章名家，其初岂必追琢絺绘，学为如是之言乎？其所以宽厚宏博汪洋放肆而不可掩者，则其浩然之气所养可知也。

我太祖高皇帝龙飞之初，鉴近世华靡之弊，制诰典册之文，一尚淳朴。当时在两制居史馆者，皆极天下之选，而高先生季迪其一人也。先生名启，姑苏人。自少警敏力学，弱冠即以诗文鸣于乡郡。张士诚据有浙右，屡以礼招之，不就，避地居吴淞江上，以诗文自娱乐。洪武初，以廷臣荐，与修《元史》，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久之，拜户部侍郎。以年少不敢骤膺重任，辞归故乡，益肆力于诗文。居数载，不幸以故人得罪，没于京师，年甫三十九。其诗有《缶鸣集》，有《娄江吟稿》，有《姑苏杂咏》，皆已久传于世。四方之人，莫不知其诗名，而独未见其文也。

予来姑苏，访求于先生之内侄周立，得其手抄先生之文曰《凫藻集》，凡五卷。因取而读之，爱其意精而深，辞达而畅；有温纯典则之风，而不流于疏略；有谨严峻洁之度，而不涉于险僻；该洽而非缀缉，明白而非浅近；不粉饰而华彩自呈，不追琢而光辉自著。盖由其理明气昌，不求其工而自无不工也。读之不忍释手，自是其集留予所者十有余载。

今年春，监察御史钱唐郑公士昂过予公馆中，论及先生之诗，而亦以未见其文为慊。予因出是编相示。郑公读之既卷而叹曰：“古人论文章，谓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先生没已七十年，是数篇者幸而尚存，岂易得哉！是不可以无传。”乃属司训张素略加校正，命长洲县丞邵昕以公钱刻置郡学，且征予为之序。

嗟乎！方张士诚据浙右时，士大夫之欲苟且贵富者，莫不从仕以就陪臣之列。先生独脱然去之，而以诗文自娱乐，此其浩然之气所养为何如哉？观于是集，从可知矣。序而传之，使世之读是集者，非惟知先生于诗文有兼至之长，抑使知浩然之气在天地间，不以贵贱寿夭而有所增损也。

正统九年六月望日，正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左侍郎双崖周忱序。

高太史传

高启，字季迪，吴郡人。生元丙子。少警颖力学，遂工于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汇万类，规模同一轨。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仍和陶、韦大羹元酒之味，不闲二宋粟布之征。所谓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者矣。东吴骚雅士，悉推之无慊。为文尚气，多辩难攻击之体，读之亹亹忘倦，大抵以先声掩其兼美。

张士诚有浙右时，群彦多从仕者，启独挈家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上，歌咏终日以自适焉。陪臣饶介之、丁仲容辈以诗自豪，及见启，为叹服。启尤好权略，论事耸人听，故与饶如授左契，定交者若王彝、杨基、杜寅、张宪、张羽、周砥、王行、宋克、徐贲之徒，胥不羁赡才，爽迈有文，谈辩华给，忄间然以为天下无人，一时武勇多下之。

明兴，以某臣荐，偕谢徽等闻于朝，与修《元史》，授翰林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久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与徽等恳辞，乞归田里。制可，仍赐金以还。复居江上，遨游青丘甫里之墟。始号槎轩，又号青丘子，锐志亦不少衰矣。居几何，忽从故时一二侠入游于郛，适江夏魏观为郡，老而好士，延见王彝辈。启尝会于京，尤礼遇之。不得已，亦厕为客。复强辞之，归故里，殊悒悒不乐，遂蹇连以没，年甫三十九。

嗟乎！使启少延，则髒髒入曹、刘、李、杜之坛，奚止此哉！其诗类稿藏于家，未即显。初富商陈宝生欲为寿诸梓，启不许，乃止。凡传录而诵之者，无不歆羡，必不泯焉。余与启同里，知其人为详，故特为传，庶贻不朽云。

洪武乙卯二月，陇西李志光书。

书凫藻集后

予在京师，尝得高先生季迪所著诗曰《缶鸣集》《姑苏杂咏》者读之，爱其清淳典雅，得诗人之旨趣，意其文当称是。既而奉命出按吴中，暇日因过巡抚亚卿周公寓所，又得先生之文曰《凫藻集》观之，反复再四，见其能阐造化之秘，发义理之微，穷人事之变，引物连喻，导扬规讽，贯穿经史百氏之言，一本诸至理，而气以昌之。可以明人事吉凶祸福之几，监古今成败得失之迹，视彼絺绘藻琢，不明乎至道，无关乎世教者，乌在其为文哉！爰命鋟梓，欲其与诗而并传也。

若夫先生之出处志节名位履历之详，则有陇西志光李公与今亚卿周公为之纪述矣，兹不复赘。

正统九年六月既望，监察御史钱塘郑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