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乡愁

乡愁是一种高贵的人类情感。周国平先生曾经撰文，称“城市不是乡愁的产地，城市只是埋葬乡愁的坟场……因为乡愁萌芽在朴素的地方，乡愁生发在辽阔的原野”。在我领略了巴黎之美后，深信这不过是一种偏见。

对一座城市怀有“乡愁”（nostalgie），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中文语境中，乡愁多关乎乡土、乡情，城市实际上被无情地抛在一边。然而，从希腊词源上说，乡愁（“nostos”+“algie”）并不局限于思乡之情，它是一种对过去的无名的疼惜，城市故土自然也包括其中。时至今日，乡愁语义更有拓展，它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

城市可以诗意地栖居，城市也有乡愁。无疑，巴黎的惊世之美，在于它穷尽时空之维。它向世界开放，容纳各种文化；它跨越千年，为历史保留现场。在这里，即使是一座其貌不扬的普通民宅，也难免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更别说那些中世纪以前的建筑以及无数承载历史、以人名或事件命名的道路与广场。

建设一座城市，首先要知道如何保卫这座城市，否则就会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捉襟见肘与得不偿失。如有建筑家所批评的那样，中国的城市建设忽视城市生存品质、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文化与历史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一座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淡漠了乡愁。与大地山川承载记忆不同的是，城市成了浮世不安与居无定所的象征。

无疑，“集体失忆”是今日中国改天换地般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悲哀。这种对历史的忽略、对记忆的摧残与中国独一无二的“拆迁逻辑/文化”密切相关。

随着城市改造的扩大，各种利益的卷入，拆迁今日已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然而，如果将“拆迁”二字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的大脉络——几千年来中国人命运多艰辛劳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累于拆迁政治与拆迁文化，受累于“先拆迁、后安置”的程序倒错以及一代代互相拆迁下去的恶性循环。过去仿佛是一种可以隔世相忘的东西，它不但没为中国人提供近水楼台的便利，反而成为一种羁绊。历史总是跟不上潮流，每代人都要“白手起家”。在此逼迫下，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成了空洞的说教。创造者们希望自己种下的树木速成屋里的家具、灶底的柴火，就像短见的革命家希望在有生之年享有一切革命成果。毫无疑问，这种急功近利在一定程度上教唆了拆迁逻辑。

与巴黎诸城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贫困在于，前者是无数代人集体创造与共同保卫的结晶，而在中国它被简化为一两代人的苦役。更糟糕的是，在拆迁逻辑的裹挟之下，几乎所有的建筑、文化、历史都难逃朝不保夕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城市语法中，没有过去完成时，只是尘土飞扬的现在进行时。它意味着我们要一代代疲于奔命地拆迁下去，而且要一代代被后来者拆迁下去。后来者以一己之利或一时短见实践“后来者霸权”，不可挽回地吞噬着先行者，历史创造从此灰飞烟灭。于是，和建筑垃圾一起被清除出城市的，不仅是记忆，更有祖祖辈辈的人生创造，甚至那些用屈辱换来的宝贵历史文本。同样的原因，即使今日那些引以为荣的政绩与劳绩，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新拆迁运动中“中国第一爆”的目标。于是悲从中来——我们在创造未来，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永远需要推倒重来，需要凤凰涅槃，永远要在废墟与火焰中重生，中国城市仿佛失去了历史的恩泽，成为历史的弃儿（确切说是一代代中国人抛弃历史后终于被历史抛弃）。这与中国没有西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产权制度有关，与此同时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即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缺少尊重与宽容。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欧洲许多公共建筑同样被保护得完好无损，以及为了修复巴黎圣母院的外墙，人们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

不可否认，现代化里装载着中国人载不动的乡愁，但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用新建筑代替旧建筑，用新潮商品代替旧有文化，用“朝闻名于道路，夕死可矣”的时尚主义代替崇尚理性宽容的现代精神。现代化的真义，更在于以理性的创造联结过去与未来。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法国漫画家菲利浦·格吕克（Philippe Geluck）的话里多有机锋，他曾讲了句耐人寻味的话：“Dans le passé, il y avait plus de futur que maintenant （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是否我们可以说，当一座城市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更意味着它失去了所有关于过去的想象，意味着它失去了藏身其中的无以计数的未来？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