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这门婚事在每一方面来讲都是最优异的安排。他的太太是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美女，她有国际观、能言善道、聪慧、富有。在长期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她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传递了中国尊严、勇敢的形象。她知道自己的角色，也知道如何恰如其分扮演角色，如参与基督教青年会（YMCA）以及保护童工的公益活动（也可能是诚心的）。她和蒋截然不同，绝无俭朴、低调的生活方式；她尽可能地雍容华贵。她一向化妆打扮、穿传统旗袍（开岔及膝），但不佩戴昂贵珠宝。综其一生，她享受财富，一点也不扭捏作态。她有位专用旗袍师傅，每三四天就替她裁制一件新旗袍。111她视仆从如云为天经地义，有时候出外旅行仆从六七十人。然而，生活奢华、一直有仆人服侍并不一定使她生活颓废。丘吉尔一生穿衣、脱衣也都由仆人服侍。

宋美龄喜欢西洋音乐和香烟，婚前也爱跳舞、饮宴。她一直是个夜猫子，看书、写作至午夜，蒋则早睡早起。她喜爱阅读，研究中外历史和政治；而且是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友。她在政治上果断，经常是个精明的幕后操纵者，并且在各个不同场合通过考验证明勇气不逊须眉，也经常陪先生亲自上战场、参与不同战役，住在帐篷或火车上。她能言善道，很好相处，和索然无味、毫无幽默感的蒋先生完全不同；蒋害羞又情绪冲动，作为一个中国男子，蒋太容易流泪。他试图改变沉默寡言的形象。或许在他母亲过世之后，蒋刻意要软化他的公共形象，他开始展现祥和的一面，接受访问和拍照时经常面带微笑。

蒋和宋美龄的夫妻生活交织着深刻的差异、相互龃龉、共同的伟大志业、真情相爱。宋美龄二十一岁时写信给一位美国女性友人，提到：“如果你把这（性）和其他组成爱的元素一起考虑，它就不让人觉得恶心。”这段晦涩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对性有热切的观感，但是那些说这桩婚姻乃基于政治的结合且两人根本不曾圆房的传言，是不可信的。蒋精力旺盛，只不过他以前总是和知识上、地位上低于自己的女人在一起。新的对象让他意识到自己从没交往过独立、聪明、自主的女人，这定使他相当振奋。宋美龄称他做“Darling”，他则以英文缩语“Da”称她。他会挑鲜花送给她，在公共场合牵她的手，这些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举动。

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美龄姊妹情深，她说这两人是“情投意合”。蒋脾气不好，但他太太脾气也不小。宋美龄认为她比他聪明，也更懂得人情世故，而他的顽固和对效忠者的信任常常令她沮丧。不过，她依然认为他是个伟岸男子。

宋美龄和蒋介石成为中国的象征，他们也自认自身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结为一体——民主国家的战时领袖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一。直到蒋介石的儿子从苏联回来、赢得父亲的信任之前，宋美龄是委员长的亲信，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担任他的英文翻译，也介绍他了解西方行事作风。她有钱、信仰基督，在许多方面高度西化，似乎没让多数中国人介意。一九四一年五月周恩来在为共产国际写报告时提到，宋美龄在国际事务和财经事务方面可以影响其丈夫，比她丈夫更开明民主，也支持对日抗战以及国共合作。她对蒋在中国的形象可能颇有正面贡献——至少直到战后经济和士气皆溃堤之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