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扮演相当重要角色。根据一项记载，在谈到她受不了中国十分欠缺卫生条件时，她、澳洲顾问唐纳德和陈立夫三个人兴起这个念头。蒋夫人“忍受不了城市街道的肮脏，中国人厨房的零乱，以及人人用同一副筷子伸进菜盘去取菜”。她甚至随身带布巾铺座椅，在家里更坚持每道菜都得有一副公筷夹菜。但是她拿中国人的“干咳和吐痰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立夫建议新生活运动也强调儒家的旧美德——礼、义、廉、耻。蒋又加上节俭、纪律和爱国精神。在蒋夫人发起下，美国传教士响应，加入推动此一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运动。强调卫生和礼貌也切中美国人的礼貌和清洁习惯。不过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也注意到，这项运动强调香烟的害处（美国的灾祸）大过对鸦片的挞伐。

早先，南京政府继续尝试各种办法以管制及逐步终止吸食鸦片，但是在国内混战那段动荡时期，对种植、配销和吸食鸦片所课的税，一直是中央政府及各地军阀的重要收入来源，对于禁绝鸦片就没有太大进展。一九二八年，政府颁布法令要改善执法、治疗和教育，但因为中央对各省没有实权，进展依然有限。一九三二年，军事委员会显然在蒋核可下负起责任，成立一个毒品管制委员会；加重刑罚（包括死刑）；两年之内在十七个省市正式全面禁绝鸦片。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成了委员会一员——非常诡异的一项任命案。但是杜月笙已经赚了许多合法钱，如果他真心合作，显然成绩将会大有可观。

根据中国大陆二○○○年出版的一篇未载明来源出处的文章，这段期间从鸦片生意课征到的规费和税款，每年高达二十亿（中国）银元以上，其中毫无疑问大部分被侵吞。文章认为固然成绩有限，新规定加重刑罚以及军事委员会的魄力，替下一阶段奠定“坚实基础”，可是新阶段却被战事打乱。总之，中国的吸毒恶习继续替政府、贪官污吏、军阀制造所得，但已有一些认真措施试图终结它或降低它。

与取缔鸦片相反的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明显已在围剿上取得相当进展，不仅江西苏区，就是城市里的中共势力都受到打击。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中国红军一九二九年高达三十万名战士，到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两万五千人。有一度，中共中央代表江西苏区要求共产国际多拨点钱，莫斯科建议在赣南设立一个“驻地”以便运交补给品到被包围的苏区去。中共在江西原本控制七十个县，现在全丢了，只剩下六个县。中共领导人开始辩论是否突围，长途撤退到靠近苏联的某个偏远地区。终于斯大林借由短波无线电指示中共突围、寻找新的基地，或许接近外蒙古。俄罗斯社会与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收藏［Russian State Archin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RGASPE）］的各种资料表明，斯大林在共产党长征之前曾提供此类的物资援助。

十月十六日，中共红一方面军八万名红军战士踏出他们的赣南基地，展开向北方撤退的行程。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士有步枪。这大批人马中，有三十五人是领导人的妻子，如毛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毛本人带着一袋书、一把伞，骑在一匹褐色马背上。他和大家一样，有一条毛毯和三天份的口粮。他们携带大量墨西哥银元，一路上用来买粮食和其他物资，甚至行贿军阀让他们通行无阻。早在突围之前，中共上海局就向共产国际报告，已把五万墨西哥银元送到江西苏区；在十月中旬它又表示还需要四十万元，“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送交这些钱了。去年十一月，它已收到三百万墨西哥银元，显然已送到江西苏区，现在又追加这些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