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陕北仍然无法和莫斯科通过无线电联系，但显然有信差带给他共产国际新的全球统一阵线政策的消息。毛、蒋都明白局势变了：由于战争快速接近，而中国唯一可恃的武器供应及直接军事援助来源是苏联，蒋剩下可以歼灭中共的时间正在快速流失。周恩来在抵达陕北新基地之前，就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陈立夫此时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刚入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执会此时终于拥蒋派占多数）。陈果夫担任江苏省主席。可是，两兄弟仍主管情报及地下工作。周的信函提到，报道指南京政府“计划联俄”，南京的气氛“已与过去相当不同”。周说，两党间的合作又再度可能。他宣称，中共红军在西北的唯一目的是防守该地区不受日本侵略。他要求陈氏兄弟向蒋进言，立刻停止军事行动，并与苏联、中共联合抗日，同时又要求国共尽早会面，开始“负责任的协商”。

蒋认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以及周恩来的信函，不仅反映出斯大林觉得来自东、西两翼的威胁日益严重，也反映出中共十分衰弱。他指示陈立夫给周恩来正面回复。蒋决心发动最后一次对毛全面进剿，但他也有诱因认真考虑以统一阵线的政治协议。一方面毛有可能率部逃入苏联或外蒙古；另一方面若是接受政治协议，或许可使苏联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在即将来临的对日抗战中，可发挥跟北伐期间同样重大的作用。蒋获悉周恩来来信之后，于十月十八日召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提议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条约。莫斯科答说，蒋必须先“规制和中共的关系”。蒋和鲍格莫洛夫接下来讲好，由张群和鲍氏就此一秘约的细节进行后续谈判，在中国政府和中共就统一阵线达成协议后即可生效。通过中间人，陈、周决定将在一九三六年初在上海首次秘密会谈。

但是，蒋、毛都相信“谈谈打打”的策略。因此，蒋一方面试图和苏联、中共和解，一方面又指示张学良率领东北军进驻陕北，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会合。杨虎城不识字、土匪出身，是冯玉祥旧部。张、杨奉命准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对毛泽东新基地的杂牌军发动攻击。张学良两年前由欧洲回国后，他的反日民族意识益发强烈，蒋的这道命令使他起了疑心：它表示他的东北军将驻防西北，离老家越来越远，何况还要接受另一个效忠于蒋的区域指挥官的节制。张开始相信其他军阀指控蒋介石消灭了共产党之后，就要收拾各地区独立部队的说法（蒋有这个想法当然是真，只不过他希望以和平方式去达成）。张学良和杨虎城慢慢觉得蒋的用心就是让他们的部队在剿共作战中失血。

第一次交手，国民党又失利。张学良报告，他折损两个师，数千名部属投降过去。毛初期交战能得胜无疑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高明、战术运用灵敏，但对手的领导能力和军纪欠佳也是原因。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官兵此时根本没有斗志。但是也有可能，即使在此一初期阶段，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没像向南京报告的那样全力攻打共产党，也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早先，蒋为了保存实力对付未来的抗日之需，何应钦提议派出手下精锐的德式训练部队北上剿共，被蒋否决。

很可能蒋只是要这两支军阀部队驻守陕南，骚扰毛泽东部队，等候大批中央军（但不是精锐部队）可从南方调来。可是，把两支军阀部队投进和中共交战而失利，反而强化了毛，使他虏获不少武器和兵员，把许多被俘兵员编入共军部队。最重要的是，吞下败绩使得张学良更听进去中共的联合抗日的号召。周恩来的宣传部队已经在全国各城市及大学宣讲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甚至渗透到蒋底下各路军队，尤其是东北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