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1）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的，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加强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而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习惯，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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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2］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