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舰只，也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环节。1938年的造舰计划中完全没有驱逐舰，但在1939年中订造了十六艘。当时在造船坞中，这种不可缺少的舰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货的只有九艘。因为要使每个新建的驱逐舰队能比上次建造的舰队更好，这种难以抗拒的倾向，便将建造的时间由两年延长到将近三年。海军方面当然希望有能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的舰只，并要使舰身大小，足以容纳在炮击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现代化设备。显而易见，按照这种言之成理的论点而建造的舰只，很快就会变成小型巡洋舰，而不再是驱逐舰了。这些没有装甲的舰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过了两千吨，并载有二百名海军在海上行驶，它们本身便轻易地成了任何正规的巡洋舰的牺牲品了。驱逐舰原是防御潜艇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舰身的增大，它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已逾越了猎人的界线而成为被猎者了。我们需要的驱逐舰愈多愈好，但它们不断地改进和扩大，使造船厂所能容纳的数量大受限制，并且大大延迟了完成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往往超过两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们国内港口进出的远洋轮船达几百艘，沿海商船达几千艘之多。为了实行护航制度，为了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保卫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为了供应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基地，为了保护扫雷艇来履行它们连续不断的任务，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数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极重要的两个条件。

我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造舰计划，使它配合当时的需要，并尽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长期的造舰计划应该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这样就可以将劳动力和原料集中于我们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够建成的舰只；第二，必须设计出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只要它们能够在临近我们岛国的海面活动，以便使我们较大的驱逐舰能抽出来，派到较远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问题，我连续写了几个节略给我的海军部同僚：［2］鉴于潜艇的威胁在接近1940年底时一定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建造的驱逐舰，必须注意数量和建造速度，而不应着重其大小和威力。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在一年以内能够完成的驱逐舰，按照这种情况，至少有五十艘应该立即开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在远洋服役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获得了我所计划的五十艘中型紧急式驱逐舰，则可以使所有较大的舰只移往海洋活动或作战。

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往往发生的冲突，在战时变得尤其剧烈。我规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舰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舰计划相竞争的应该停止。此外我们必须以能够在十二个月以内或者可能的话，在八个月以内建成的新型舰艇，来增加我们反潜艇舰队的数量。对于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恢复了驱潜快艇的旧称。在战事爆发以前不久，这类舰只已经订造了五十八艘，但还没有一艘开始建造。后来一种经过改进的类似舰只，在1940年订造的，则称为快速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类型式样的小舰艇，尤其是拖网船，必须在最短期间内迅速改装，增加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配备；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亦必须大量制造，以便担任沿海一带的任务。发出的订单，达到了我们造舰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内。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耽搁，使造船厂的交货，同我们的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3］

我对于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见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占了优势。设计完成了，订单也发出了。但是，人们陆续提出各种理由，不主张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据的。据说如果德国的袖珍战列舰或有八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冲破了封锁线，我们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号级的舰只来护航。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对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将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碍作用，而关于把我们的劳动力与装甲优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分舰队，其舰只甲板上装着极厚的铁甲，速度不超过十五海里，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舰只所不及的抵御空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但我这个希望始终未能实现，使我深以为憾。到了1941和1942年，当时马耳他岛的保卫和援救变得非常迫切时，当我们急需轰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时，其他人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舰只，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始终是一种浪费和隐忧。它们不像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号一级那样，经过了重新改装；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让它们参加作战时，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以及庞德海军上将和国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它们和敌人间的距离，能够相隔几千英里，而且愈远愈好。

我接任海军大臣和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以后，最初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为了这个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亲信。我们相处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们对于整个战局的见解和估计。我现在把他安置在海军部内，和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这些专家都是专注于现实而不管其他的人。这一批能干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导下，利用一切官方情报，能够不断地向我提供图表和图解，并就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战局加以解说。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分析各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一切文件，并且对于我自己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亦都加以研究。

这时，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统计机构。每个部门根据它自己的数字和论据而提出它的见解。空军部这样统计，而陆军部又那样统计。供应部和贸易部虽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当某些问题在内阁发生分歧时，有时引起了误解并浪费了时间。然而，我从开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稳定的情报来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个联系着。虽然最初，这只包括整个情报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大大地帮助我对于向我们不断涌来的无数事实和数字，形成一个正确和综合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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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阅附录（2）。

［2］参阅附录（3）。

［3］参阅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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