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根据基本均衡汇率法（fundamentalequilibriumexchangeratemethod）测算，其目的是测算实现与基本价值一致的经常账户价值所需的汇率调整幅度。显然，这样的测算取决于经常账户基本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汇率价值变化与经常账户平衡之间关系的判断。总之，就人民币与其均衡价值偏离的幅度而言，目前看来几乎没有共识。

此外，预期汇率升值的理论基础并不清晰。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Balassa-Samuelsontheorem）假定，一个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的时候，实际汇率在长期中会升值，该定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论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我本人与两位同事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则指出，在一个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但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经济体，实际汇率可能不会上升，除非富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曾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汇率没有显著升值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在操纵利率。

更基本的一点是，某些经济学家提出，汇率升值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可能并不清晰。麦金农（McKinnon）就认为，汇率在调整经常账户收支方面的作用很小，仅仅反映了储蓄和投资的相对平衡，而储蓄和投资则取决于可能和汇率没有系统关联的结构性因素。麦金农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强迫中国这样的债权国进行汇率升值对减少贸易顺差既不必要也无帮助。贸易盈余必然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而储蓄和投资与宏观经济平衡有关，因此把汇率视为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是误解。例如，在美元贬值时，美国的净储蓄并不必然提高。

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则会出现以下三类实证现象：

·人民币在2005~2008年升值20%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应该减少，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美国对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会减少，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实际上也没有发生。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会增加，这同样没有发生。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在2005年之后上升20%，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增加持续到2007年（见图2　3）。这部分反映出，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美国进口产品的价格没有改变或者有所上涨。中国厂商的出口份额巨大并在继续增长，使它们的市场影响力扩大，可以把美元成本的上涨转嫁给进口批发商。美国如果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价格将更为不利。

其次，如果人民币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同其他与中国竞争的国家的贸易逆差则应该相应减少，然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大幅增加（见图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