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扩张

美国长期实行鼓励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政策，在1992年进一步通过了《联邦住房安全与健全法案》（FederalHousingSafetyandSoundnessAct），旨在改革住房管理机构，促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住房自有化。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授命为这些机构制定可以负担的住房目标并监督其实施。

鼓励向次级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政府政策主要通过两个机构实施，即政府扶持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由这两家机构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证券的比重越来越高，它们自身又获得了美国财政部的隐含担保，于是许多外国投资者把此类证券几乎等同于美国国债。房地美和房利美接受的监管较为宽松。由于监管机构的资金来自国会拨款，而任何强制实施质量标准的行动都可能导致监管机构预算超支。因此，积极干预的国会、政府资助的私营企业以及软弱的监管机构，这套不协调的组合纵容了次级贷款市场走向过热。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美和房利美发现次级贷款可以获得的高利率回报特别有吸引力，但由于缺乏低收入贷款的业务经验，它们忽略了其他附加风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持续要求“两房”提高配置给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融资比例，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ReinvestmentAct）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得到了更有力的执行，也鼓励两房进一步增加对低收入借款人的抵押贷款，尤其是在受关注度较高、政治上较为敏感的大都会地区。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尽管美联储已开始提高利率水平，并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表示出担心，但政府仍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把发放给低收入家庭的贷款提高到2004年资产总额的56%，使次级贷款再次获得巨大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4年曝出会计丑闻，迫使它们对国会提出的增加向低收入人群贷款的要求更加言听计从。

可是，仅靠政府资助机构增发的贷款尚不足以解释整个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繁荣。金融业开展的游说活动在扶持刺激贷款的立法活动中应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项研究分析了金融业对金融监管的游说行动对酿就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业在游说活动以及与议员们构建关系网上所投入的经费，同某个议员投票支持放松监管的概率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这样的游说推动了一系列有利于次级贷款借款人的政府新政策出台。

特殊利益群体（以抵押贷款产业的竞选捐款为代表）和选民利益（以一个选区的次级借款人所占的比重来测算）在2002~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扩张期显著影响了美国的住房政策。自2002年以来，抵押贷款产业的政治捐款越来越多瞄准那些次级借款人比例较高的选区的议员。次级抵押贷款的贷款人和借款人共同影响了政府政策。由于选区的构成结构没有变化，而金融业对关键立法活动的游说在2003~2006年达到高峰，由此可以看出，在分析危机酝酿期政府扩大对次级贷款市场支持的原因时，游说机构似乎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