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业已超脱这种自我欺骗，但是危机非仅止于此。经济学家曾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并自信已获得补救之道，结果却对自己的失败感到非常惊讶。究其原因，不外乎当地若干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冲击，不在理论考察之内而遭忽视。历史方面也容易产生类似的错误，只是比较不容易发现。艾尔顿曾说：“纵然其他证据遭到忽视，总还会有某些证据存在于某地以供对过去的某个诠释所用。”Fogel and Elton（1983），p.99.无论科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总是容易将出于本身世代或社会的论断加诸他人之上。

分界线？

倘若有意在社会科学与历史之间画上一条分界线，很难得到简单的解答。答案的主要依据则是此人对这门学科的看法：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就与柯林伍德不同，把历史看作社会科学，对布罗代尔来说就没有任何困难，而柯林伍德与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韦纳则视其为诅咒。后者说：“历史不是科学，精确性却毫不逊色，只不过是在批判层面。”Veyne（1984），p.14.同样，当社会科学家声称其理论亦适用于历史方面，首先该问，是什么样的理论。稍前所引述福格尔、特明、弗拉德之语，皆非出自追求诠释的社会科学家。

比较研究

历史与社会科学还有其他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比较研究。每一种经验科学皆涉及比较，观察其间的异同。社会科学如此，有关珊瑚与蝴蝶的科学亦然。达到何种程度的比较才对历史学家有用？这么说，鸟类学家为何要比较鸟类？第一，比较是为了将飞禽按目（order）、科（family）、属（genera）、种（species）进行分类。唯经比较，他才能观察到划归为同一类的飞禽特质，喙若短粗多属于啄食谷物者，足若带蹼则多为泅水者等。这是分类的第二阶段，至于第三阶段，乃是基于上述关系而进一步得出普遍性结论，比如说所有海鸟都有油质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