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主题

这个阶段将会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倘若以撰史为生，历史学家似乎多选择与公众兴趣相关的主题，通常关乎民族荣耀或精彩的战争。拥有私人收入的历史学家（20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多属此类）则较自由，例如吉本，可任意选择中意的主题。即使所选主题已有相当著述行世，亦不曾形成妨碍，当然，他们必定是有新见解要表达。学院派历史学家则相反，他既是教师，也是学生，并非拥有完全的自由选择权。他曾在自己传授的领域投下相当资本（指他付出的辛劳），所以他的书不太可能走出他的领域之外。

另一个超出想象的经常之举，乃是历史学家并非选定主题之后，才去寻找证据，而是有了一堆证据，然后看看能写成什么样的书。多年以前，笔者曾埋首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16世纪档案之中探究某个问题，发现档案录中经常出现雷利（Ralegh）的大名，因此笔者乃转而撰述这名海员兼朝臣与殖民者的家族史。更负盛名的则是《蒙塔尤》一书，它是勒华拉杜里有关中世纪乡村的生动研究，利用一位法国主教的异端裁判的笔录，勒华拉杜里成就非凡，撰写出一部中世纪农民的直接证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描述他们的生活。Le Roy Ladurie（1978）.

战时的窘迫，也会让人在不同寻常的状况下著述。1940至1944年间，荷兰历史学家戈耶尔（Pieter Geyl）不论身处德军占领下的荷兰，还是身陷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坚持写下一本有关拿破仑的历史巨著--《拿破仑：赞同与反对》（Napoleon：For and Against）。Geyl（1965）.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祖国抗敌，1940年法国沦陷后，布洛赫沉思不已，写下了他的刻骨铭心之痛，并为法国的崩溃寻找解释，最后加入地下反抗军，而在1944年遭德军枪杀。Bloch（1968）.历史学家能以自身的经验来提供证据，亦属少见。1945年，英国一名情报官受命调查希特勒的死亡，两年后，这位名叫特雷弗-罗珀的军官写下一部精简的杰作--《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Trevor-Roper（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