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1988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私营企业”这种说法，许多人下海创业，实际上是通过挂靠经营等方式注册，名义上为国有单位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实则由个人自负盈亏的公司。这类企业被称为真民营、假公有的企业，或者“红帽子”企业。

不可否认，“红帽子”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先驱，代表了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它们的存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企业红火了之后，自然带来股权之争：该企业究竟是属于最初投资的国有单位，还是应该属于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自收自支的经营者？

李经纬创办的健力宝集团就是属于隶属于三水酒厂的“红帽子”企业。最初李经纬在准备上啤酒项目时，架不住李经纬的上门公关，三水市工业局拨给28万元以购置啤酒生产设备，但这笔钱最终没有投入在啤酒项目上，而是用在健力宝饮料上百次的试制上。当健力宝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炮打响出尽风头时，健力宝还没有像样的车间和厂房，为了向外界昭示健力宝良好的民族品牌形象，李经纬只好向三水县县委、县政府领导提出申请，请求拨地建厂房。

对于在奥运会上打了胜仗的李经纬，三水县县委、县政府当然是支持的，他们很爽快地把三水食品厂正在扩建的饮料车间划拨给了三水酒厂。不过，李经纬对这个正在修建的厂房并不满意。他希望建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工厂。他一心要生产的是世界一流的饮料，高档次的饮料当然要高档次的饮料车间相配。在李经纬的强烈要求下，原准备给办公楼外墙装饰用的价格低廉的石米，换成了稍微高档一些的装饰材料纸皮石。办公楼前也栽上了花草，之前简陋的工厂被装扮成一个花园式的工厂。三水县并不是一个经济富裕县，李经纬的此项举动再次把他推向风口浪尖。但无论如何，一座现代化的饮料厂还是在三水拔地而起。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在健力宝的发展过程中，李经纬碰到了让他难以回避的体制冲突：在国企的产权背景下难以从事市场经营，在国有资产下李经纬必须完全听命于大股东三水政府。

首先，李经纬没有人事权。大股东三水政府为了完成就业率，历来有一项要求，就是健力宝的员工必须保证三水市民占到45%的比例。政府在企业安插人事的结果是，健力宝的主要中层骨干裙带关系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李经纬有很大一部分精力要用于稳定这一批中层力量，要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因为这其中有些关系是他需要用而不敢得罪的。1995年，李经纬意识到人才的危机，他准备在全国招聘23名干部充实中层领导，但由于遭到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基层的一致反对而作罢。

其次，在资金的使用上也没有权力。1998年以后，三水市（1993年3月，三水撤县设市；2002年12月，三水撤市设区）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集团资金的掌控，健力宝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三水市政府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三水市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李经纬巧立名目，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因此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资金卡得很紧。

再次，在企业的运作上没有权力。为了达到控制李经纬的目的，政府时常主动替健力宝寻找合作对象。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向来行事独立的李经纬极为反感，双方往往弄得很僵，甚至经常互唱对台戏，要么李经纬找来的人政府不同意，要么政府找的对象，李经纬根本不愿意谈。

在李经纬的潜意识里，后期健力宝之所以会走下坡路，主要来自政府这个“婆婆”的掣肘。而三水市政府方面却拒绝承认是政府掣制了健力宝的发展。

在政府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李经纬处处显得被动，健力宝的发展处处受到牵制。尽管李经纬想尽办法将健力宝变为一个独立经营的个体，从而使自己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力，但几次努力都未果。比如，1987年健力宝联合澳门南粤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共同筹资1 000万美元，共同组建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但这个“股份制”公司，实际上是由几家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组建起来的。

因而，在健力宝的发展过程中，李经纬就犹如掌控在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越想跳出如来佛的手心，越被牢牢掌控。而李经纬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他从来不愿意把健力宝的经营状况向市政府汇报。对健力宝无论是上千万的赞助还是上千万的对外投资，他都一概自己做主，从不向上汇报。健力宝发展过程中几次重大的决策，三水市政府也都是事后才知道，包括李经纬在北京、上海、镇江、西安、漳州等地建分公司的事，包括投资上千万美元大举进军美国市场，在纽约帝国大厦购置物业的事，包括在广州建38层健力宝大厦的事，政府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而政府所得知的这些消息也不是李经纬汇报的，因此，在三水市政府看来，李经纬整个就是跟政府做对，不拿政府当回事。这样，李经纬的所作所为就被政府看成是另有企图。比如，以上所提的三件事就被三水市政府看成是李经纬要把健力宝的资产往其他地方转移，是意图分流三水市的资产实力。这当然是三水市政府所不允许的，因为在当时，三水市政府至少有一半的财税来源于健力宝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