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家塞尔（Serrle）看来，人类的现实生活是一个结构异常复杂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有个体心灵的部分、有集体的部分、有集体意识构造的部分、有政治的维度、有经济的维度、有比较“硬”的事实的维度、也有比较“软”的审美的维度。其中的社会实在层面就绝对不能够还原为个体意识，而只能够被归结为集体意向性的构造。

斯潘塞·图尼克（Spencer Tunick）在纽约发起的群体祼体艺术拍照活动，是集体性的动员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网上或报上传达公告，征集自愿者，第一次在时代广场的拍摄是在凌晨的4点钟，要偷偷地开始。出乎意料的是有上百人响应，人们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快速地脱衣，冲上大街拍照，当警察来抓走艺术家时，拍照工作已经完成了。图尼克先后几次进出法院，都因艺术创作的理由被律师保出，他还继续做，而且越做响应他的人越多，这是什么道理? 他每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男男女女就脱光了响应他的“群体裸拍”行为计划。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群众这样积极自愿参与艺术家的创作？我想，其一是群众对艺术家工作的好奇，认为参与艺术家的工作是一个不错的经历；其二是这种群体活动从没有发生过，在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光亮；其三是通过这个集体活动，可以分享一个共同的体验，也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景象。我想这个行为的成功也正在于此，它与民众息息相关，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个行为的乐趣，没胆的放胆，想饱眼福的尽管享用，人们聚在一起享受艺术的阳光雨露。“图尼克的人群计划，从一个地方接着到另一个地方展开，以照片和录像做记录，他的这个公共行为艺术被称为‘新一代的日常主义’，鼓励人们寻找后工业城市的空间。”

法国哲学家莫里斯认为：“如果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我能够理解他人的身体和存在，如果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的共现延伸到了他人和我的共现之中，这是因为‘我能’和‘别人存在’从此以后隶属于同一世界，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是他人的反射，设身处地是我的肉身化的共鸣，是因为感观的闪现使它们在起源的绝对在场中成为可替换的。他人是一个投射到外面的自我……”

生活在纽约的台湾艺术家李明维曾在上大学时做过一个作品，由于他刚来到美国，人生地疏，他想到改变这种寂寞情况的关键是认识朋友，这样他产生了一个行为方案，就是每周有一日请一陌生人来家里用餐，他为自己和客人做饭，这样他认识了许多朋友，人们也通过这个机会认识了艺术家。这个行为方案是在生活处境中产生的，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个礼物。他还有件经典作品，他在一个城市放了10张用10美金纸币做的“软雕塑”，给了10个本地人，雕塑做成各种形状，有船、飞机等等，将这些物件送给人们，由接收的人随意使用，只是约好一年后再来回访他们。一年后当他回来时，那10美金在不同人手上变成不同的物品，有的买了鞋，有的换成玩具，而唯一保留下原样艺术品的是一个流浪汉，他仍然保存着最初纸形的“软雕塑”，他想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这是珍贵的，要保留原样，可以想象艺术家的这个小作品给了他不少慰藉，使他在艰难的生活中体会到安慰。

“当我们从身体通向事物时，我们既不是从原点走向结果，也不是从手段走向目的：我们参与了一种增殖，一种侵犯或者跨越：这预示了从单独自己向别人，从‘唯我论的’事物向主体间事物的过渡。”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在他的《哲学赞词》中这样指出由个人引向群体的意味，这在成都女艺术家陈秋林的作品中得到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