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研究，西方文化是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所谓罪恶感，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解释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依靠启发良知来反省自身”。这道德感主要来自内心，或曰良心，而不是舆论的压力。举个例，一个人逛超市，“不小心”往自己口袋装了一条口香糖过安检被揪了出来，若他想的是“上帝啊，宽恕我吧！”而不是中国人常有的“别人会怎么看我”这种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的心态，就属于罪恶感。

有罪恶感的负重，自然也有相应的“减震”方式，所以西方人擅长忏悔。至于忏悔内容，当然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远比口香糖私密、不可告人，但又万变不离其宗，直抵“人性”。其中，与性相关的忏悔是重头戏。这首先因为不管哪个时代的人都对这档子事好奇，越压抑越好奇。其次，源于西方人特有的伊甸园偷情事件引起的原罪意识。这一切引起的后果便是，“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

忏悔室，虽未像审讯室，高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恐吓性质的条幅，但似乎人一进到这个暗室，就会自动打开心扉和话匣子，那些隐秘的、邪恶的、贪婪的经历与想法就转化为词语，欢天喜地从嘴里蹦出来。这得归功于牧师的专业素质。忏悔中牧师的职责，就是鼓励你交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以一句“主会宽恕你的”来结束座谈。一般情况下，应是没问题的。但若把这个方法套用在与性相关的忏悔中，便不可避免会走向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