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