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难与报复

爱娃·玛丽亚·杜阿特于1919年5月7日早晨5点钟出生在洛斯·托尔多斯。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位于首都西边两百多公里的一个小村镇。为母亲助产的是一位印第安接生婆。两天之后，胡安娜·伊巴尔古伦在镇政府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宣布她的女儿出生。两个证人是当铺职员约瑟·罗扎诺和高乔人胡安·卡博。

一个世纪前，曼克尔和马普切印第安人便在阿根廷未开垦的平原上搭起了帐篷。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南欧各国遇到农业危机，迫使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纷纷移民。从1870年到1914年，阿根廷接受了大约四百万移民。他们散居在潘帕斯草原上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使这座城市成为南美洲最大的都会。

在移民之中，有一个赶大车的西班牙巴斯克人，名叫若青·伊巴尔古伦。他爱上了一个叫做佩特罗娜·努内兹的女流动商贩。他们的爱情生下了两个女儿：1894年生下胡安娜(爱娃的母亲)，1895年生下莉贝拉塔。他们的家安置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那里集中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边缘的建筑物——干打垒的棚屋、铁皮窝棚，里面拥挤地居住着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移不定的许多人。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很难找，这个家庭最终流落到了洛斯－托尔多斯，一个看上去很荒凉的村镇。

在阿根廷平原上的这些村镇里，到处尘土飞扬。尘土钻进小房子里，把玫瑰色或黄色的门面弄得黑乎乎。它滞留在闷热的空中，然后才慢慢地落到地面上。每到雷雨季节，暴雨横扫潘帕斯草原，道路便变得泥泞不堪。

爱娃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这里，风车的金属叶片在风中嘎吱嘎吱地响，苍蝇整日里嗡嗡地叫，富人从火车站搭乘的汽车，像灵车似的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庄园。这是潘帕斯草原最凄凉的村镇之一，建在一个印第安人营地的遗址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这村镇给人一种平坦的感觉，在高高的天空下显得异常低矮。这些低矮、积满尘土的房屋，都是用红色或白色砖头砌成的，门面平淡无奇，屋顶也是平的，不时看见一个阳台。树木的树干都刷了石灰，树顶都是认真摘掉的。由于远离中心城市，这里的道路都没铺柏油。

胡安娜七岁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客胡安·杜阿特，虽因贿选而臭名昭著，却是一个乐天派，在奇维尔科伊娶了艾斯特拉·格利索丽亚，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他因为有收入，1908年在洛斯-托尔多斯租了两个庄园。胡安娜十五岁时，就进了其中一个叫“联盟”的庄园当炊事员，为高乔雇工们做饭。像洛斯-托尔多斯这样一个村镇，能为一个女孩子提供什么呢如果她拥有一块土地和体面的婚姻，又受过一点教育，那么她可以谋求到一个小学教员或邮政所职员的职业。可是她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只好到富有的主人家当佣人，勉强保持一点体面。

但是胡安娜·伊巴尔古伦颇有抱负，尤其又讨人喜欢。那时一个女孩子直到十四岁还是处女已属罕见，她1910年就成了东家的情妇和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对在奇维尔科伊结过婚的胡安·杜阿特而言，这种双重的夫妻生活丝毫不损害他的名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有他那些最讲究清规戒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诧异，他的合法家庭会感到气愤。一个男人忠于配偶的确比较优秀。然而胡安·杜阿特天生遵守习俗，他与堂娜（即夫人)胡安娜——正如人们出于礼貌称呼的——的关系持续了十二年以上。杜阿特在奇维尔科伊和洛斯-托尔多斯之间的旅行，1910年生下了布兰卡，1913年生下了艾丽莎，1914年生下了胡安·拉蒙，1917年生下了艾尔曼达，最后在1919年生下了爱娃。

胡安·杜阿特似乎没有忘记他对自己这个不合法家庭的责任。他虽然不与这个家庭一起生活，但经常去看望，而且不否认他的父亲身份，因为他允许他的子女们自由地姓他的姓，还选择了一位朋友做爱娃的教父。但是他的合法妻子施加的压力终于起了作用。在爱娃·玛丽亚出生后不久，他便决定永远地抛弃他的姘妇及五个孩子。

幸好胡安娜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租了一间简陋的柴泥小屋(地面夯实后，她安了几块隔板，把卧室与厨房隔开)。她有一台旧缝纫机，为了养活这个小家庭，她什么活儿都接。她从早到晚不停歇地蹬着那台新日牌缝纫机，腿上的静脉受不了，破裂了，发生了溃疡。

在这个保守的、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胡安娜的几个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私生子身份使他们遭到嘲笑和侮辱。人家不愿意和他们打招呼，见到他们就露出轻蔑的笑容，恣意欺负他们。胡安娜认为，她一家人要尊严地面对逆境。况且一次事故显示出小爱娃很有勇气。她五岁时，不小心把一锅热油打翻在自己脸上，造成二度烫伤。面对疼痛爱娃表现得挺勇敢，基本上没有哭。家里人按照一个印第安女人的建议，每天往她脸上敷一种野草制成的香膏。这香膏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细，几乎透明。

一种严重得多的灼伤，1926年1月8日在阿根廷的盛夏等待着她。当时胡安·杜阿特因车祸去世。在父亲安葬之日，小爱娃头一回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在奇维尔科伊，胡安·杜安特的合法家人令人可以理解地缺乏慈悲心肠，不准胡安娜带着她的孩子们去送葬。在阿根廷，葬礼对于一个家庭具有重要意义。胡安娜如果参加葬礼，她与死者的关系就会正式化。这当然是她想争取的，同样也正是杜阿特的合法妻子想避免的。于是胡安娜求助于爱娃的教父(埃斯特拉·格里索利亚的兄弟)。爱娃的教父争取到一种妥协的安排：胡安娜的孩子们参加送葬，但母亲不能参加。

当时最大的孩子布兰卡十六岁，艾丽莎十三岁，唯一的男孩胡安·拉蒙十二岁，艾尔曼达九岁，小爱娃六岁。她还太小，所以由她的教父抱着，但已经够大了，看到父亲另一个家庭的人个个一副敌视的样子，心里就生气，因为那个家庭比自己的家庭富有。她尽管只有六岁，但知道另一个家庭和她共享一个爸爸，这对她是一个打击。

合法的孩子们和篡位的孩子们，杜阿特氏的继承者们和伊巴尔古伦氏的私生子们之间的目光是骗不了人的。每个人都想争取在死者面颊上轻轻亲一下的权利。这个时刻与现实不相符，因为胡安娜的孩子都身着盛装。小姑娘们，甚至年龄最小的，都匆忙地穿上了孝服——黑色连衣裙，黑色袜子，黑色鞋子；胡安·拉蒙衣袖上佩着黑纱。这种礼仪，两个家庭之中不合法的家庭贫穷的家长是不能忽视的。所以爱娃显得像一个文静的孩子，有着浓密的头发。她由教父抱着，比她的哥哥和姐姐们能更好地越过贵宾们和她的同父异母姐妹们的肩头，看到她父亲的棺材。她怀着孩子难以克制的敌意看待她同父异母的姐妹们。

这个有着褐色头发、鹰钩鼻子、黑溜溜的大眼睛的瘦瘦的小姑娘，领略了她一生中的头一次屈辱。她明白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使她没有社会地位。人家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排除在主人的葬礼盛大的纪念活动之外。法律剥夺了她的权利，天主教的合法性不容忍罪孽的孩子。发生了一件非常短促的小事，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但在小爱娃的记忆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当人们在讨论是否让她的家人参加为她父亲守灵时，主持祭礼的神甫不引人注目地轻轻抚摩了一下她的脸蛋，对她表示鼓励。爱娃永远忘不掉这一天受到的侮辱和神甫的这个安慰动作。后来她成年后的许多行动的根源，也许就存在于奇维尔科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中吧爱娃后来写道：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每一次不公对我的心灵的伤害，就像有人往我的心灵里钉进了一个什么东西。每一岁都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公的回忆，使我无法平静，使我心灵深处痛苦不堪。”

奇维尔科伊是世界的尽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尽头。那里的土路难以通行，从那里真正开始了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奇维尔科伊作为一个村镇，像是为渴求拍真实电影的导演设的一个布景。这里有普尔佩丽亚小酒店，这一隅之地的几个大庄园主经常在里面喝得酩酊大醉。这些庄园主并不是阿根廷图片上那种饲养牲畜的巨富，而是一些只比放牧牲口的雇工富裕一点、权势多一点的庄园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感受到不公平，怎能不感受到贫困呢爱娃认识的第一个穿西服的人是住在用晒干的土砖砌成的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