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关注他了，崔卫平从英文版翻译了《哈维尔文集》。了解西方文艺的人，在哈维尔当总统之前就知道他是个不错的剧作家。我们在捷克访问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曾经很想有机会访问哈维尔，给他的办公室发了邮件也打过电话，但那段时间他不在布拉格。虽然哈维尔是卸任总统，办公室的人还是习惯地说“总统先生”如何，不知道这是惯例，还是因为哈维尔的声望才会这样。我们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现在很多人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也是这样，说到“总理”，代指周恩来，说到“主席”则代指毛泽东。通话中，我感觉到办公室秘书说话的腔调有点官僚和傲慢，但哈维尔忙于各种事务是真的，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就把事情拖下了。没跟进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我不够自信，觉得自己的功课没有做好，对他的了解太皮毛，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但是机会已经永远没有了。一位朋友曾托人帮我们要到了哈维尔的签名，天蓝色的彩色水笔写着他的名字，下面画了红色的心，他的签名一直是这样子。朋友还告诉我，秘书们的作风就是那样拿腔拿调的，不过哈维尔真的很平易近人，而且热心肠，甚至遇到朋友向他陈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会忘记自己的地位，不考虑是否需要注意影响，上来就出手相助。哈维尔本人的生活很平民化，看到他并不是件难事，布拉格有几个中餐馆都挂着老板和哈维尔的合影，他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餐馆吃饭，也不在乎人们拿他当招牌，有个跑堂跟我们说，自己就直接给哈维尔服务过两次，有时候人们能在街上碰到他牵着狗，他还会出席一些对公众开放的活动。

捷克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政要其实都很普通，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去酒店大厅吃早餐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克劳斯总统夫妇有时候也去中餐馆吃饭，对餐馆老板提出合影的要求都会答应；有朋友遇见过外长买烟，我们在饭店看到过当时的财政部长和前总理吃早餐；还在一个很普通的活动中心看到过副总理和朋友参加舞会时存衣服换鞋；从本质上来说，从政并不代表他们是什么特别的人物，而是他们给自己找的一份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出镜率高，影响面大。这样的状态，说明没有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比较良性的，这也是哈维尔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状态。

哈维尔本来是个从文艺青年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但最后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当了总统。出身自富足的商人家庭，却因此而自卑；位居总统，生活却个性化且平民化；从监狱走向城堡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不仅是前政府的异见人士，甚至做总统的时候也是当时政府的异见人士；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都统一在真实的哈维尔身上。

我愿意把年轻的哈维尔说成是一个文艺青年、文学青年，这样让我们感觉很具体，好像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年轻人，而不是来自远方小国的一个抽象标签。这个年轻人的出身是个有仆人、园丁、司机的富足家庭，父母和一些文化界人士有交往，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没经历过家里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窘境，会少一些对现实得失的算计，多一些对文化对思想的追求，这都在哈维尔身上体现出来。但优越的童年生活环境令哈维尔和周围的孩子们格格不入，感到自卑和孤立，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讽刺个别孩子的歌谣，“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哈维尔可能也接到过来自伙伴们的类似招数，他的反资产阶级倾向从这样的经历中形成，关注民生和社会的敏感度可能也是从这里发源的。他的血液里还流动着从祖辈继承来的勤奋、实干的品质。祖父的祖父曾是大磨坊主，但是，财产分给了9个女儿，曾祖父就不富裕了，靠做过磅员谋生。祖父开始再创业，做建筑承包商，建造了布拉格市中心著名的卢采纳宫。父亲则开发了布拉格五区之一的巴兰道夫地区，叔父还建立了巴兰道夫电影厂。祖辈和父辈的实干性体现到哈维尔身上，不是去经营什么实业，而是创作上的笔耕不辍和把民主思想积极付诸实践的行为，他没有仅仅停留在文人式的理论和呐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