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做总统的时候，家庭和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甘共苦、一直从背后支持哈维尔40年的结发妻子奥尔加在1996年去世。那年年底，哈维尔病危，转过年来，他和影视明星达格玛结婚。捷克人的民风很尊重政治人物的情感自由，比如前些年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在任期间，一直和做副议长的情人同居，不回家，也不住在总理别墅，他和妻子生的孩子已经成年结婚生子，他和情人又给孩子们添了小弟弟，捷克人当花新闻边说说就罢了，从来没有把人家的私生活当作要不要选他的因素。后来，这位前总理政治上失意之后，办好了离婚和再婚手续，算给感情一个交待。可是，对哈维尔和奥尔加就不同了，人们爱戴哈维尔也爱戴奥尔加，所以不能容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移情别恋。哈维尔只好面对公众宣布，奥尔加说过我可以再婚。

2003年，哈维尔即将离开总统府，人们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巨大的心形霓虹灯，在城堡闪亮，很多人自发聚集到城堡外面，送别总统。离开总统位置后，哈维尔有了更多时间继续戏剧创作，2007年，完成剧作《离开》，2009年创作了小品《几十个表兄弟》和《猪》，2011年还创作了电影《离开》。他也仍然坚持以往，在很多事情上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革命总是需要一个领袖或者明星，甚至于在一个和平社会，人们时不时也要呼唤政治明星的出现，比如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有美籍华人朋友就跟我们说过，政策其实不是主要问题，而是美国现在太需要这样的人物点燃社会热情了!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明星式领袖人物的威望，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可以对这个社会的稳定过渡起到重要作用，捷克历史交给哈维尔的“任务”也许就是推动社会的转变，转型的前十年，他连任两任总统，像是把这个国家往民主政治的道路上送了一程。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有某个或者某几个民主革命领导者在成功后，自己却转变为独裁者，于是，事实上的革命失败了。这种情况在捷克不存在，因为社会的民主准备已经比较成熟；这种情况在哈维尔身上也不存在，因为哈维尔并没有把革命当事业，革命成功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他的事业是他所认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可以这样说，不管什么身份、什么时代，哈维尔都一直遵从自己的一贯意志，没有被标签过度地左右，没有变成一个位置一种符号，没有失去真实的属性；他一直很单纯，当然，单纯不是幼稚，只是他身上一直有一种艺术家的本能。“知识分子应该不断使人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的和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它们的谎言的见证人。……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注定是个失败者……然而，在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尽管遭到不断的失败，他仍然是个没有失败的人。”（摘自《哈维尔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