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他热切地问道，“你没打电话来，黛西很生气呢。”

“布坎南先生，这是盖茨比先生。”

他们随意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紧张而尴尬的表情。

“你最近怎么样？”汤姆问我，“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来这儿吃午餐。”

我向盖茨比先生转过身去，可他已经不见了。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那个下午，在广场酒店花园的茶室里，乔丹·贝克挺直身板坐在一把直靠背的椅子上，讲起了“那件事”—我正沿着路边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一只脚踩着人行道，另一只脚踩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踩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从英国买的鞋，鞋底的橡皮疙瘩会咬住柔软的地面。我身上穿了一条新的格子呢裙，风一吹，裙子就会轻轻扬起，而各家房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会随风伸展，不情愿地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当时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女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她穿一身白色衣服，开一辆白色小跑车，房间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的那些年轻军官都迫切地渴望当晚能有与她独处的荣幸。“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小时吧！”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对面时，那辆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跟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中尉军官坐在车里。他们聊得全神贯注，直到我离她只有五英尺远，她才看见我。

“你好，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叫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令我备感荣幸，因为她是比我大的所有女孩中最让我敬慕的一个。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她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她那天去不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看着她，每个女孩都会希望有人用这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这一幕对我来说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他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我有四年没再见过他—甚至在长岛遇到他时，我都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