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涉及很多问题，杨度形容自己"词气壮厉"，而梁启超"初犹肆辩，后乃遁词"。最后，他不无遗憾地写道："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同上）

杨度此番进京，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功名。由于他恃才狂傲，竟以十三篇骈体文应付所有考卷，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他没有急于回乡， 而是在京城住了下来，每日呼朋唤友，出入于酒肆戏园，以狂士自居，大言不惭， 桀骜不驯，在日记中亦沾沾自喜于在京的"广东人多知余在长沙驱梁启超之事"。（同上，87 ～ 88 页）

一日，酒席之间，杨度又借机贬损宋儒乃至程朱，引起在座一位朋友的不满。 这位朋友多饮了几杯，有些醉了，拍案而起，指着杨度大骂。然而，杨度却并不恼， 眼看朋友气得面红耳赤，他却以为"态正妩媚"（同上，92 页），完全是一副游戏人 生的模样。他很自负地对人们讲 ："盖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越虽有种而无范蠡， 汉虽有何而无张良，大乱之世，未见其能从容变法也。"（同上，93 页）这里说得很 明白，私下里他是把自己当作范蠡、张良一流人物，而非文种、萧何一流人物的。 当今之世，没有他，要变法谈何容易？所以他说 ："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 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上）王闿运深知这个学生的禀性，曾写信叮嘱他千万 要谨慎，"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以谓事无可为，徒以获罪"。（同上，89 页）但杨度 并未把老师的叮嘱放在心上，不久就被牵连到"王祚唐诬控慈母案"中，且被一些 京官视为主谋，不仅没有做成帝师，反而，不得不为了求生而逃离北京。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庚子年（1900 年）七月，恰逢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 失败被杀的当口，他正居家读书，一天，他以炎暑为由，自己放了自己的假，受到 母亲责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心情："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 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汉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 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同上，177 页）

两年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反对，毅然决然离 开家乡，到日本自费留学。在这里，他进了东京弘文书院的师范速成班，与黄兴、 杨笃生、周伯勋、张孝准等一班同学不期相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新学发生了 兴趣，渐有所得，思想亦日趋激进，并参与创办了留学生杂志《游学译编》，当年 十一月发刊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