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

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