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下午，我差点就没有回去，但我不能置身事外。在和克劳德约好见面的前几个钟头里，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找了家凉快的咖啡馆，吃了点煎蛋和吐司，然后我在想我肚子里的孩子。我难以确定这孩子到底是克劳德的，还是达尼斯的。对一些女人来说，或许这并不要紧，她们最终会说服自己，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总归是她爱过的男人的血脉。

“但对我来说，我会要这个孩子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是克劳德的。达尼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生出的孩子和达尼斯很像，又懒又心不在焉怎么办？那我就会知道孩子不是克劳德的，于是我就要和克劳德玩起猜谜游戏。不！这个小家伙绝对不能出生。

“想到这时，我已经回到了克劳德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出去吃午饭了，外面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我决定什么都不告诉克劳德。我要迅速找到个医生，悄无声息地把孩子堕掉，然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想法看上去太愚蠢了，以至于克劳德一走进来，我就冲进他怀里，眼泪都滴到他的领带和衬衣的扣子上了，我只想让自己完全地被他紧拥着，整个身体都被他占满。

“克劳德温柔地笑了起来。‘你看起来好多了。’他用英语在我耳边轻声说。

“当然，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那么简单的，对吧？那天我告诉达尼斯我的处境，没有说得特别详细，只是告诉他我怀孕了，需要做流产。达尼斯认真揣测我说话时的表情，就好像能从中看出自己与这件窘事是否有关联似的，但我始终面无表情。

“‘我可以替你安排。’他最终没有在我的表情里找出任何信息。

“他给我答复的时间比我预计得要晚很多，几周之后，在某天早晨我们准备做法式长棍面包之前，他递给我一张写有医生的名字和地址的小纸条。我接过纸，谢了他，但他只是摆摆手。

“‘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谈起这件事了。’他说。

“我乐意之至。

“那个礼拜，克劳德和他的家人去西班牙了。我想，这多完美啊！我寻找着每一个迹象，能证明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的迹象。在我做流产的时候，克劳德不在我身边，我几乎已经相信，达尼斯就是孩子的父亲了。但是，要去做流产的那天，我梳好头发正准备离开。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克劳德--这又似乎证明孩子是他的。我听着从一家海边咖啡馆的付费电话里传来的他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很快，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