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周二），我和科琳来到了康奈尔医学中心看神经科大夫，我们两人都认为我肯定是劳累过度，可能患了面部神经麻痹症。这不仅是出于良好的期望，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很忙，早在几个月前，需要我应付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为了工作，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搬家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这些天都住在城中心的饭店。尽管我能够应付这样繁重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终于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冲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和医生预约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临近傍晚时，这样不会太影响我的工作日程。在去看医生的路上，我不禁浮想联翩：在这个美妙的时刻，夕阳斜照树影长，一切都回归宁静，如果能在高尔夫球场上享受一番该有多好呀。想着想着我就笑了起来，因为再过几周，我就可以潇洒挥杆了，科琳、吉娜和我可以去夏威夷放松心情了。不论我现在工作压力有多大，夏威夷那片纯净的蓝天马上就能让我倍感心旷神怡。

来到神经科诊室，一位女医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我进行了一整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检查。医生给我检查了膝跳反应，在手电的照射下观察了我的瞳孔，测试了我左臂和右臂的力量，还让我走了直线。

她让我第二天一早就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

我是个商人，自然重视效率和速度。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在这上面花了太多时间了，感到不习惯。我觉得自己无法奢侈地浪费大把的时间，站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做核磁共振检查。不过，如果医生觉得我的面部下垂只是面部神经麻痹症，或是其他不太严重的症状，她就会不急不慌地给我做出诊断，而不需要我马上去做核磁共振检查，完全可以让我等上一个星期或更久都没关系。

如果一个医生周二下午5点半告诉你，明天一大早8点钟就要做核磁共振，你心里就会嘀咕可能病情比自己想得要严重，而且要严重得多。

不过，我并没有担心很久，科琳也一样。当天晚上我们又谈起了这件事，科琳安慰我说医生建议检查，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接着又赶到公司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董事会。才过了几个小时，那位神经科医生就给我办公室打了电话。我的秘书卡恩把消息转给了科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