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中所写的眉山先生和颍川孺子都是不合时宜之人。无论眉山先生的“怀道含光陆沉于俗”，还是颍川孺子的“幼而多冶，长而屡穷”，总是与世事相龃龉。这样两人就有了感情和思想基础，就有了成为忘年之交的条件，于是才可以高谈阔论。其实晁补之的这些话，和以后朝云所说的“先生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话一样，都让苏轼有知音难觅的感觉，这也可能是苏轼因此奖掖晁补之的原因。当然，苏轼最欣赏的应该还是晁补之所抒发的隐逸之志，因为这契合了苏轼此时的思想状态。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情，在苏轼此番来杭州上任的途中就已经显露无遗了。他在镇江所留下的《游金山寺》这首诗中，曾经很清楚地发誓：“有田不归如江水”。原来他不能归隐的原因仅仅是没有川资。晁补之可能早就洞悉了苏轼此时的想法，因此才得以赋《七述》而赢取苏轼的褒奖。所以，在这篇赋中，晁补之借眉山先生之口说出了苏轼此时的想法，那就是湖深可以寄形，山幽可以藏拙。可以与鸥鸟同居，也可以与麋鹿同游，只要远离喧嚣的尘世就好。因为他本来就是为躲避灾祸而主动要求离开汴京的。这篇赋的结尾部分化用了陆机的两句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为顾彦先赠妇》）而此次离开京师的苏轼，不正是因为担心汴京的“风尘”弄脏自己的“素衣”吗？因此，这篇赋在尽述杭州的山川、风土以及人物之后，就用隐逸之乐作结：

先生曰：“西湖之深，北山之幽，可舫可舟，可巢可楼。与鸥鸟居，与鹿豕游，渔蓑山屐，烟雨悠悠。寂寥长往，可以忘忧；风衫尘袂，京洛何求？不如西湖濒，不如北山阿。白苹緑芰，紫栢青萝。反裘坐钓，散发行歌。人生安乐，孰知其它。茫洋以为栁溪，盘旋以为李谷。卷轲辩乎三尺之喙，扩夷隘乎十围之腹。此古君子所以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若是何如？”孺子竦然，离席而立，曰：“盖闻达人不忘身而先利，志士不贪时而后义。隐之所尚，得全于天也。孺子不敏，乃今得闻出处之际，敬再拜受教。”

可见，年轻的晁补之对苏轼不仅是文学上的仰慕，还有对其思想和人格的认知。这里之所以认为该赋是为苏轼而作，是因为此前一年，也就是在晁补之十九岁时，他曾上书杭州教官吕穆仲而求知，在信中表达了其奋发蹈厉的用世思想。他说：“三代以降，世既多事。贤者不忍拱手以视天下之纷纭，而思有以治之，则争相奋厉发于畎亩之间，携奇策以干时君，曳长裾而游王门，以身任职，以职任事，各务有立于世。”他甚至于在书中说，那些不获知于当时而退隐于山林的人，都是无能之辈。（《鸡肋集》卷五二《上杭州教官吕穆仲书》）而此番袖文谒见苏轼，他大谈山林之幽，隐逸之乐，可见确有投苏轼所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