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阳关道上拥挤，独木桥难行之状。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把时光消磨在昏烛下，流逝在来往赶考的迢迢路途之中。在唐昭宗天复元年还出现过所谓的“五老榜”。唐昭宗在敕书中这样说：“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将异恩，各膺宠命。”登科的五位都是经过多次考试没有考中，而且年龄很大，最大两位已经超过七十，最小的两位过了六十，这么几个老人被人称为“五老榜”。

唐代在科举上实行通榜和公荐制度。通榜和公荐是考试与推举相结合的选拔，它的目的就是让主考官能参照考生平时成绩，以避免录取的偶然性，而且可以减轻阅卷负担。但它也有个漏洞，这就是很容易被掌权者把持，从而失去考试的公平性。通榜和公荐制度也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干谒的盛行。用现在的话说是推销自己。在考试之前走走门子，让主考官了解自己，先加些印象分。唐代很多大诗人的笔下都记载过这种面临干谒的尴尬。比如杜甫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让他感到“独耻事干谒”。大诗人王维参加考试时正巧与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撞车，王维最终还是走了公主的门路，凭着公主对他作品和音律的喜爱，取得了省试中的状元。在《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中，江陵项氏有精彩的议论：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